桂林轮胎厂从桂林工业的“觉醒年代”走来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三线建设”这个词是陌生的。但在它的背后，却有着一段热火朝天的奋斗历史。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主席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历时15年左右，国家共投入2052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各省腹地，建设起了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和基础设施。

　　上世纪60年代中叶，桂林被划为“小三线”地区，中央和地方在此投资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桂林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工业“觉醒年代”，并创造了第一次辉煌。

　　如果不是因为“三线建设”的特殊要求，也许为人熟知的桂林轮胎厂，会位于今天桂林市南郊的铜鼓山一带。1965年8月，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布局，桂林轮胎厂选定铜鼓山为厂址并破土动工。历时半年多，办公楼和部分生活区建设完成。然而，不久后，这次仓促的选址，引发了上级有关领导的质疑。领导在实地检查后认为，该工厂离火车南站才几公里，不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战备要求。

　　1966年5月，桂林轮胎厂决定搬迁到离市区12公里的雷劈山下。新厂址三面环山，荒无人烟，野草丛生，时有乱石崩落，这正是备战的理想场所。此处还有一个可容纳2500人的山洞，若是真的开战，工人们可以将轮胎藏于洞中。

　　当年9月，雷劈山下，破土施工。沸腾的工地上，200多名拓荒者们并肩作战，放炮开山，平整地基，修路架桥，打井取水，铺设水管，砌砖建房……

　　当时，解放桥作为漓江上的唯一通道却正在维修，临时搭建的浮桥根本承受不起10多吨重的橡胶设备。怎么办?创业者们展开头脑风暴，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冬季枯水期漓江水少的自然条件，用“汽车前面拉，人在后面推”的办法，在漓江河床上拉渡巨型设备。

　　“人心齐，泰山移”。人们在寒冷的江水里拧成一股绳，硬是把一台巨型设备从漓江西岸沿着河床拉过东岸。“设备过河”的壮观场面，让围观的群众赞不绝口。而这，也成就了当年漓江上的一段佳话。

　　“山水”、“象鼻山”、“花桥”、“雷劈山”还是“火炬”?经过日夜反复推敲，最后他们认为这五个待选方案中，“火炬”比较切合实际并具有意义。大家一致讨论通过后，将方案呈报广西壮族自治区石化厅以及当时的燃化部，并获得批准同意。从此，桂林轮胎厂生产的轮胎产品一律冠以“火炬”牌商标。

　　1969年初，经过近3年的艰苦奋斗，桂林轮胎厂2.06万平方米生产厂房、8900平方米生活设施建设完成。上级从黑龙江华林橡胶厂、南宁化工厂等单位调来了一批技术管理骨干，加上一批从上海技术培训归来的转业退伍军人，桂林轮胎厂拥有了最早的技术力量，具备了试制生产轮胎的基本条件。

　　新厂建有炼压、成型、硫化、内胎、机修、动力等6个车间，定员计划招900人。学校、县城、农村，都是桂林轮胎厂招工的主要来处。

　　1969年，时年17岁的莫润五，从桂林四中毕业，与30多个同学一同被招入桂林轮胎厂。从此，他们将自己的青春献予“火炬”，在“三线”岁月里纵情燃烧。

　　刚进厂的时候，莫润五被分配在内胎车间，成为一名内胎接头工，住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莫润五学习能力强，工作中从来不出质量问题，常常受到技术指导员的夸赞。没用多久时间，她便升级成了“师父”，开始带徒弟。

　　在这种“传帮带”的氛围下，师傅带徒弟，徒弟出师又带新徒弟，使得桂林轮胎厂的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1969年4月，经过干部工人的合力攻关，桂林轮胎厂试制成功了广西第一条轮胎7.50-20斜交外胎，填补了广西工业史上一块空白。1970年，桂林轮胎厂全厂正式投产，全年提前65天超额完成了9.2万套轮胎、总产值2100万元的任务。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轮胎产量是上去了，但质量竟然达不到国家标准。这在当时人人追求“我要比你还好”的“桂轮人”眼中是不可容忍的。

　　1972年，该厂把“质量第一”作为组织企业生产的方针，狠抓产品质量。在当年的全国28个企业的轮胎里程行驶试制评比中，桂林轮胎厂名列第七名。回顾整个20世纪70年代，桂林轮胎厂的轮胎质量指标每年均达到或超过部颁标准。

　　建厂初期，国家就将原计划援助缅甸的制造轮胎成套设备调拨给桂林轮胎厂，并投资1000万元。1970年，因国防军工需要，国家又拨款145万元，在桂林轮胎厂筹建一个年产航空轮胎4万套的军工车间(代号为707车间)。1973年3月，707车间正式投产。1975年，国家再投资827万元，在桂林轮胎厂扩建了年产10万套大型农用轮胎的生产线。至此，桂林轮胎厂已形成年产30万套轮胎生产能力，成为全国重点轮胎生产企业之一。

　　那时，国营大厂很像各自独立的“王国”，拥有食堂、电影院、医院、澡堂、宿舍、学校甚至娱乐运动场所等完善的配套设施，几乎可以满足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需求。优厚的生活待遇，让桂林轮胎厂的每个员工都兢兢业业，以为国家做贡献为荣。时至今日，工厂入口处“爱岗敬业，以厂为家”的标语依然醒目。可在当时的职工心中，那更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莫润五记得，自己刚进厂时一个月工资19块钱。由于轮胎厂属于“轻工里的重工”，可以享受优待政策，他们每月工资都比其他许多工厂的工人多拿1块钱。在今天看来，1块钱也许少得可怜。但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人一个月只需7块钱就足够生活与零用，一个手掌大小的肉饼只要8分钱。多1块钱是什么概念?换句话说，莫润五每月能比别人多吃12.5个肉饼。面临着物资匮乏，这种“肉饼自由”弥足珍贵。

　　另外，作为化工企业的工人，职工们每天还有一毛五到三毛钱的“保健费”补助。如果生产不出质量问题，每个月还能再拿3块钱奖金。由于工厂远离市区，工人们每天早晚都有多趟厂属专车接送。

　　跟莫润五一样，黄源生也是1969年进厂，但他来自南宁市龙州县。“当时刚读完书，在家务农，农活没干几天就被选招进厂了。”黄源生记得，轮胎厂去招人的时候，自己才18岁，是与其他几十号人一同被选上的。大家就像参军一样，跳上车就走了，家都没回一趟。

　　“800块!”1979年春节前夕，时年29岁的黄源生拿到了他进轮胎厂以来最高的一次年终奖。他记得，夫妻俩拿着钱直奔花桥旁的一家百货商店，选购了一张红色地毯。“那时候女儿刚出生，给她在地毯上面爬不容易受伤。”黄源生说。

　　那一年，放眼整个桂林，还没有几个单位能发得出年终奖。据资料统计，当时广西全民所有制单位各行业职工的年均收入也只是600元左右。桂林轮胎厂的年终奖，一下子刷新了桂林人民对收入的认知。

　　在那个桂林工业大发展的“觉醒年代”，桂林轮胎厂于“众神”之中犹如脚踏“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的哪吒三太子，受万千宠爱，肆意闯荡，一路凯歌。

　　1984年，厂里又投资1619万元，新建一条年产2.5万条工程机械轮胎生产线。当年，该厂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随着我国露天采矿的发展，自卸车需求增加，与之配套的巨型轮胎需求也在增加。1987年，桂林轮胎厂被国家列入巨型轮胎科技攻关厂家之一。

　　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并吸取国外经验，桂林轮胎厂于1988年3月试制成功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的“火炬”牌36.00-51-58PR无内胎巨型工程机械轮胎。这种巨胎外径3.2米，重量2.8吨，之前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每条胎价值1.2万美元。在桂林轮胎厂可以生产之前，中国为进口这种巨胎每年要支付1000多万美元外汇。“火炬”巨胎的诞生。为国家解决了“卡脖子”问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跨国融资与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比重越来越大。1993年11月，由桂林轮胎厂、乳胶厂、橡胶制品厂、橡胶厂、橡胶实业总公司等5家企业组成的桂林南方橡胶(集团)公司，拿出轮胎厂部份资产与香港盛毅置业有限公司合作，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并在加拿大“借壳上市”，成功发行股票1550万股，集资总额达9500万加元。至此，桂林轮胎厂作为中国第一个在加拿大集资、发行股票成功的企业，让五星红旗首次在多伦多证券市场升起。此举，令当地许多华侨万分激动，中国人志气大长。

　　1993年，桂林轮胎厂生产总值达5.15亿元，实现利税8064.4万元。而当年利税3412万元的第二名企业，被桂林轮胎厂远远甩在了后面。傲人的成绩，令桂林轮胎厂步入了全国500强企业的行列。

　　“你知道吗?那时，桂林任何地方都可以停电，但我们厂绝对不能停。因为轮胎厂哪怕停电一个小时，都是整个城市的损失。”有那么几年，黄源生在厂里变电所上班，肩负着全厂用电正常供给的责任。每每值班，他的神经都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因为他守护的是整个桂林五分之一的工业产值。

　　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属于桂林国营大厂们的“光辉岁月”，那么90年代末至2000年初，他们面临的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尽管不愿意看到，许多国营大厂还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水土不服”，逐渐淹没在改革大潮之中。经历了并入集团、中外合资、企业改制等一系列操作后，桂林轮胎厂并没有“走进新时代”，反而迎来了“至暗时刻”，各个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参与当时“三线建设”那一代人为国奉献的真实的写照。随着时间推移，“厂一代”渐渐老去退休，许多“厂二代”开始子承父业。

　　1999年，莫润五的儿子刘淳祯，在全家人的建议下进厂工作，成为一名炼胶工。在他记忆里，当时轮胎厂已不再是曾经令人羡慕的“天堂”，进厂也只为了“有班上”而已。

　　炼胶，是全厂最脏、最苦、最累的岗位。一班下来，累不说，还总是弄得满身污黑，洗澡就得用特殊的洗涤剂洗上半个小时才勉强干净些。“炼胶工最大的特点就是‘洗不干净的脸’，如果你看见谁脸发黑或者总有‘黑眼圈’，那他基本就是炼胶的。”刘淳祯记得，自己所在的车间刚开始是“四班三运转”，也就是上6天休2天。可日子一天天过下来，他上班的天数在减少，每天洗澡需要消耗的洗涤剂也越来越少。“到2002年，基本一个月就上个2天，慢慢到最后就没事做了。”

　　据桂林市年鉴记载，由于诸多不利因素影响，自2000年以来，桂林轮胎厂、桂林橡胶厂基本处于半停产状态。还在岗的工人中，许多每个月只能领到200至300元的“保底工资”。至于后来的故事，年鉴也提到：到2004年，“轮胎厂700名合同工劳动合同到期，企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坚持政策疏导，深入做好群众工作，较好地处理和解决了‘续签’或‘终止’劳动合同问题。”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公开资料显示，经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与桂林市政府批准，2006年1月20日正式重组成立昊华南方(桂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这家企业以桂林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桂林橡胶机械厂为代表，逐步收购了桂林轮胎厂、桂林乳胶厂、桂林橡胶制品厂。沉寂近10年的桂林橡胶工业经过重新整合，终于被唤醒。

　　2009年，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下称“中国化工”)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总公司，与桂林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桂林市投资50亿元以建设年产610万条的轮胎产业基地。原昊华南方(桂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限公司(下称“中橡桂林公司”，产业基地将落户桂林苏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年，中国化工橡胶集团公司旗下的桂林倍利轮胎有限公司，与浙江天司达成合作协议，组建了新桂轮项目筹备组。当年12月6日，广西新桂轮橡胶有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

　　2019年，公司生产全钢载重子午线日，广西新桂轮橡胶有限公司克服疫情影响，实现逆势增长，年内100万余条轮胎下线万条的年生产能力，并计划通过投入资金增加设备。目前，新桂轮项目二期正在全力推进，预计建成后将形成200万条的产能规模。

　　无论是莫润五还是黄源生，都在原厂坚持到退休，“”了自己的“三线青春”。而刘淳祯离开轮胎厂后，经朋友推荐就职于“桂林广陆数控”，继续为桂林工业振兴奉献自己的力量。

　　黄源生当年花800块年终奖买的地毯至今保存完好，在上面爬来爬去的小女孩也已长大。2009年，她与刘淳祯结婚，如今育有两个孩子，轮胎厂的故事正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让我们继续坚守“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期待桂林橡胶工业的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