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杂谈薄西来一代儒马一浮先生的国学梦

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谈。

——今日欲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而止，是要使中国优秀文化普及于全人类，革新人类的的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

中国历史多“风雨如磐”的时代，然而总有大儒，凭着对民族文化高度自尊的底气与远见卓识的敏锐为儒学的复兴奠定基础和基调，马一浮就是这样的有高风亮节与深刻预见的文化典范。如今文化昌明，国学复兴，怀念马一浮先生，乃有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景仰之情。

二十世纪初叶是中国文化大转折、大繁荣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浩荡了陈腐的封建文化，同时激发产生了被称为“新儒学三圣”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一批新国学大师。国学是以孔子六艺为核心的经典学说，中国两千余年传统的国学教育因为有这些大师们的努力坚守与创新，纪巨浪的洗礼之后，更显示出学说、气质清明的主体面貌，体现了民族文化价值的时代重构。

他不仅三教西教知类通达，且琴、医、诗、书、篆刻等方面，几乎习无不精。尤其是书法，沙孟海说：“马一浮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见解之超卓，今世无第二人。”丰子恺则直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但马一浮自称写诗写字仅小技，最爱还是读书。有记：弘一李叔同曾对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如有一个人生出来读书，每天两本，而且读了会背，读到马先生年纪，所读所背之书还不及马先生多。”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的或出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出原文来。”马一浮又以作读书笔记出名，《竺可桢日记》记载，马一浮不但过《资本论》，且有大量阅读笔记，其中一册《读马克思资本论》赠给了浙大图书馆。

成年后，马一浮靠自学掌握英法德日多种文字。1903年起，先后赴美英德日及南洋诸国，期间精研《资本论》、《浮士德》，翻译《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法国史》等。他在文化现状的强烈比照中觉：国家的沉沦，必起自本土文化的沉沦，于是失去根本而盲目追求。马一浮反对把中国的落后迁怒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正是国人丢掉自己原来的东西，丢掉国粹，才造成国民的萎靡不振。他认为社会危机的总根源不在危机而在文化危机。

关于读书，马一浮第一讲“德性”，这是治学第一要务，内化之灵魂。他办复性书院，旨就是精于六艺之道，复归本善之性。书院开讲时，他专有《读书法》一讲，首讲“读书之道在变化气质”，要“破习见性”。这个“习”就是与善性相对的“俗习”。马一浮说读书要破，“一是气质之偏，二是之蔽”，包括急功好利，心有成见，学术包装，再就是做“乡愿”。乡愿就是习惯地跟势利走，跟风头走的那种人。孔子讲乡愿是德之贼，马一浮最轻视乡愿，因为乡愿本质是的土奴与洋奴。马一浮说读书人要“主义”，因为主义只关注“业”，而忽视德，而脱离了德性的功业不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总之马一浮主张读书法首先是心诚，心无挂碍方读得圣贤书。

马一浮论读书，第三是讲“门径”，这是治学经验，也是实用策略。他说：六艺之中，读《诗》为先，因为读诗先养。他又说，读六艺之前，当先读《论语》，因为六艺是孔子之教，孔子后学所传，其中微言,已先在《论语》问答词中。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二问政，三问孝道。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礼》《乐》义也，而《易》与《春秋》互见。”

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乎机械。

马一浮的读书法：触类旁通

在的形势下，面对“儒门淡泊，不住”的国学危机，马一浮毫无保留地作为一个新的儒者挺身而出，这是他的人生选择。他认为，中国儒学并非封建社会的糟粕，而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所在，他：“圣贤一流，实有其人，性德发露，确有其事”，他深刻体认儒学的真谛及其在人类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他：有着深刻的人性基因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元素决不会，中国人决不会失去自信。马一浮坚定的志向与自信力，是他深入国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

马一浮的六艺论：精深“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是马一浮是对国学定义的经典表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称“六艺”，是从文化学术的意义出发。“艺”，本义是种植，引申为培养教育。马一浮认为：“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支流。”他指出，“古人论学主通。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六艺。”

上虞曹娥庙有一楹联为马一浮书写：渺渺予怀尝思所求乎子何事，洋洋如在试问无忝尔生几人。这其中意味或许正中他的心缘吧。

然而文化危机是中国文化哲学的产床，马一浮的笃志国学，正是在二十世纪初民族患难与文化兴衰的重重危机之际。1906年，他回国后潜心向学，绝意仕进。他说：“欲起敝扶衰，济民于水火，非自拔流俗，穷究玄微不可。”他给舅舅何稚逸写信，称自己不能像同乡的秋瑾、徐锡麟那样热血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贯缀前典，整齐百家，搜访文物，思弘道艺。”这年他才23岁。

“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在马一浮看来，只要有国学文化的一席之地，那就是“未失所”，就是“文化活力没有熄灭的象征”。避寇江西泰和排田村时，马一浮为浙大师生做首场，先讲北宋张载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开太平！”他号召广大知识“竖起脊梁，猛着精彩，依此立志，地做一个中国人！做中国的学问！”

然而时运，至1941年5月，马一浮不得已结束了一年零八个月的生涯。但复性书院并没有倒闭，而是转为以刻书为主，马一浮希望以此保存一点文化血脉。他说：“世之侵略人国者，必先去其典籍。民族之存亡，恒视艺文之兴废为验。今寇患未戢，文物荡然，有心者忧之。”这几年间他刻印出《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两大部丛书，其中多是马一浮担心可能因战火而佚失的珍贵善本。

马一浮从此开始在杭州陋巷隐居苦读，一隐共三十余年，直至抗战爆发。开头几年专攻《四库全书》，尽读全书三万六千四百余卷，并作笔记无数，“凡中土诸子百家之学，汉宋经师之论，文史词章小说杂记，尤其门源流，无不涉猎，并求其原委，明其旨归。”马一浮博极群书，然后由博而约，厚积薄发，这是他在国学领域内独上层巅的充分条件。

——六艺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切勿误以为开倒车；六艺是日新的，决不是的，切勿误以为重保守；六艺是普遍的、平民的，不是贵族的，切勿误以为封建思想。

马一浮自称“我只会读书”。1957年周总理陪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来杭州，特意会见马一浮，称他为“我国当代的理学大师”，伏帅见马老长须飘飘别具一相，问他过去做什么，回答“读书”，再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还是“读书”。伏帅不知道，马一浮是一个能参百家的读书家，是一个“为中华文化崛起而读书”的读书家。

马一浮六岁时随父母从四川成都回故乡长塘读书，十二岁后即在父亲指导下自学。父亲马廷培，曾在四川仁寿县做知县，熟通《六经》与宋学，母亲何定珠，出身陕西望族，擅长诗文。马一浮后来：“笃志国学，实秉父亲庭训；稍解诗文，则孩提受之母亲。”他十六岁那年参加会稽县试，在包括鲁迅、周作人在内的五百余考生中名列榜首。

马一浮在国难当头之时六艺之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他言道：

之后，浙大校长竺可桢先后四次相邀，他又以教学主旨相左而婉谢。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迁至江西泰和，竺可桢以帮助马一浮运送藏书为契机，再次登门礼请，马一浮始以“教外别传（讲论）”方式到浙大讲习。马一浮长须飘然，在浙大讲习近两年，留存下著名的讲习录《泰和会语》与《宜山会语》。后来出版的《泰和宜山会语》，影响并滋润了几代学人。

“常立志，君子立志长”，马一浮笃志国学，最见韧性。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聘马为秘书长。到任不足两周，辞之曰：“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原因是他不主张“废经反孔”。蔡元培再任北大校长，邀其任文科学长，又以“道不同不相谋”不应（后由陈独秀担任）。当时有人说他“自隐太过”，他说：“吾今于世，气类之孤也久矣，独尚友千载，知古人之必不违我，为可乐耳！”

马一浮声名鹊起，但是，他并不想久居大学，他的夙愿是建立古典式的“书院”，认为如此方能在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1939年，在当时国民的帮助下，他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国学书院。马一浮被聘为“主讲”，主持书院工作。报考书院者800余人，但只录取30余名，因马一浮治学严格，其中有：“必须绝意仕宦，方可与议。”马一浮毫不的精英立场，他的培养目标是笃志国学而能的学者，是能寄托国学发展希望的精英种子。这段时期的讲稿和答问辑成《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二书出版。

（原标题：——一代儒马一浮先生的国学梦）

四、此学不是凭借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诗》《书》是至善：诗仁，书智，仁与智，即善。《礼》《乐》是至美，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合序与和，即美。《易》《春秋》是至真；易穷化，显之常，春秋正名拨乱，示之正，常与正，即真。

马一浮论读书，第二讲“通才”，这是治学方法，需四方面去努力。他言道：“读书之道，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弊，专，则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读书之道，尽于此矣。”古人讲读书是“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马一浮认为，致知是智，是；尽性是慧，是悟道。读书人往往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满足于“”，而缺少“”，这是读书的境界问题。

马一浮说，读书要反求自身，泛泛是浮。学风之浮夸是因为“夺人志”，他说后世“佛门子弟得衣钵成就者比多，原因是前者不求，一心”，于是“读书有疑有悟，自家疑处是真，遇师友缘会时自能举出，有个讨论处”。这就是读书的门径正道。马一浮有关读书的“学与问”、“破门户之见”、“触类与圆通”、“厚积与薄发”、“因人读书”等等，其所论皆为独出心裁的真知灼见，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六艺统摄古今学术：今世文学属于《诗》；政事、社会属于《书》；人事法制见于《礼》；音乐艺术起于《乐》；哲学属于《易》；至于《春秋》之义，则所谓有正确之观，乃有正确人生观；知之，乃知人事当然之也。”

马一浮对于六艺的集中于《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与《泰和宜山会语》之中，这些讲录与答问六艺，至为精辟。他言道：

马一浮认为，孔子儒学是自觉地传承虞舜文化与夏商周三代学术文化，而这些源头文化尽在六艺之中。他指出，所有不同传统的文化在根本上的道理是一致的，这就是人性共有的“本然是善”、“性德是真”、“真善是美”，而六艺之学就是真善美之学，这就是普世价值。马一浮说：“今人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余绪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他说，哲学艺术讲求真善美，而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

——六艺是真善美。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而有资格为此文化领导者，则中国也！

马一浮的国学梦：志存高远

马一浮强调学习国学的基本态度与方法：

马一浮（1883—1967），上虞长塘人。他的一生，是浸润与陶冶国学文化并以此为至上而奋斗的一生。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抗战时期的，文化中的，都不能让他对国学抢救性的教学研究产生与。他是学识精湛的“千年国粹，一代儒”，是中华文化家园的守望者和实践者。马一浮先生的学识与，特别是他那种“至诚至深”的文化品位与家国情怀，尤为弥足珍贵。

马一浮的六艺论以孔孟儒道为主论，兼及佛门以及宋学，对朱熹、王阳明的学说尤有独见。比如讲王阳明心学之“心外无物”，他解说：“物，事也，非物质”，这一点拨，拨去学者许多疑问。他对王阳明核心思想的“四句教”，分别点释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性；“有善有恶意之动”，是气；“知善知恶是”，是心；“为恶是格物”，是变化气质。马一浮的学识为学者可望而不可即，他被称为学术界“云端上的人物”，决非虚谈。

为了刻书与维持书院生计，马一浮不惜纾尊降贵，多次向爱好其书法的人士发布“鬻字刻书”告示，整个刻书事业就是靠他的大书法家的身份维持的，而刻印之书累计达三万余册！1958年，他把这些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