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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图2016年4月1日

“诚意地”

6月10日是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计划投毒的日子,这对于詹长麟一家来说将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个早晨,军统局安排詹长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吃饭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内心却一点也不平静。

他本想让客人自己倒,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早点找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若客人自己的倒的话,可能会不均匀,这样就会有一些人因为药效不够而无法中毒死亡。[29]

做回平凡

6月8日,日本总馆开始为这次盛大的酒会忙碌起来,总崛公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宴会全部用中国菜、中国酒,让清水次长领略一下“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异国风味,并吩咐下去,而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总先生:

宴会进行了大约十多分钟,就在大家还在畅谈酣饮之际,突然有人尝出了酒中的异味,大叫:“酒里有毒!”大家听到这句话,纷纷停止饮酒,并在堀公一的领导下,倒出两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结果发现酒里确实有异味,堀公一大家停止饮酒。

半年后,詹长麟兄弟俩才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亡的征程。逃亡途中,他们先后到过浙江、福建、湖南等地,一上历经了千辛万苦,在福建莆田,詹长麟做过卖油条、稀饭、红糖的生意,但全家的生活仍难以维持。在浙江时,詹长麟的妻子黄氏曾生有一女,但因为营养不良,加上逃亡途中的辛苦,最后竟然死在了莆田。1944年,詹长麟一家按照军统局的安排来到了湖南衡阳,在这里,詹长麟参加了当地的干部培训班,做了一名拿工资的,在培训班里,詹长麟还学写了毛笔字,学会了打算盘。[35]

詹长麟忽然急中生智,空城计!他重新把门打开,兄弟俩躲到门后,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

6月9日,詹长麟来到中华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了四坛绍兴老酒,回到馆,他将酒灌进了酒瓶。

总堀公一看完信后非常生气,急电上海宪兵队组织追捕,又派出精干的宪兵急赴缉拿詹氏兄弟,并定下捉拿的方案,但是在上海和均一无所获,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酒会时间是晚上七点,临开席前,各位参宴的宾客陆续到达。詹长麟开始准备酒水,他把事先放在柜子里的毒酒取出来,温好,倒在了一个大瓶子里,然后端进了宴会厅。

突然,馆的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捂着小腹,疼痛难忍,脸色发青,不一会儿工夫就了。这时,另一位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地从椅子上滚了下来,瘫软在地。酒宴上顿时大乱。

南京日伪,当即关闭南京所有城门,交通要道,对过往人员进行仔细,南京总馆内全部中国仆役连夜遭到,老万全酒家的掌柜也遭。最后,馆的一位仆人突然想起,当晚宴会开始后,詹长麟便说自己肚子疼离开了,而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早已不见了踪影。于是,日本人将注意力集中到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詹长麟兄弟俩身上。

每一个人,都会有英雄梦,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扬名立万,成为万千人追逐的豪杰。不幸的是,在岁月的蹉跎中,大多数人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时光的流逝和自己的老去,直到最后,也不能当上一回英雄。于是乎,人皆言:当英雄难!是啊,为英雄难。可是,万一一不小心当上了英雄,之后怎么办?是流连于灯红酒绿,还是沉醉于盛名之下?大概很少人会想到过回平凡,而詹长麟就是这样的人。

七点,宴会正式开始。可惜的是,当时出席宴会的只有名单中的少部分人,多数被邀的日军高级军官因故未能出席,而伪维新的都到了,主人给脸,狗敢不来吗?日本总馆决定由本馆的日本作陪,包括官宫下、吉生、金子、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

就在日本人四处抓拿詹氏兄弟俩无果,而焦头烂额的时候,6月25日,日本总馆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上海租界寄来的,信件全文如下:

尽管日方努力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中民士气大振。《申报》、《中央日报》都对这次毒酒案进行了报道,其中《中央日报》连续4次进行报道。1939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标题为《敌总宴清水敌伪均中酒毒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所为》。6月13日的《中央日报》继续对这件事进行报道,标题是《南京中毒案有两人毙命》,文中称:“南京敌总中毒事件中,职员两人,于十一日身死,又《每日新闻》称,其余敌伪官员,均已出险。华人兄弟二人,其一在敌总充任厨师,已五年,均为本案主犯,二人于宴会进行中。”6月18、19日,《中央日报》又连续进行了两次报道,并称:“梁逆鸿志弊命,温逆等亦将死。”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詹长麟带着全家回到了南京。

6月25日

6月11日一早,日方又在和平门及下关一带进行严密的,了许多的群众。并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和各报刊上刊登告示,画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告示上写着: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此为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对其父母和妹妹,也都一一详述。[30]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徐家洼是军统局设在江北的一个据点,军统局让兄弟俩在这里待下,半年以后再行动,以避过这段非常时期。

在把毒酒注入酒杯的那一刻,詹长麟的心猛地抖了一下,而他的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下午四点,詹长麟把带来的毒粉倒在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温饮黄酒,酒香会更浓郁,酒味柔和),然后再在里面倒上黄酒,摇匀,放在一个过道的柜子的最里面,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以防有人误喝,惹出麻烦。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馆内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财物被,可怜劳苦半生的全被你们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第二天一早,兄弟二人来到茶馆准备吃茶,忽然看见远处一辆满载着日兵的卡车驶过来了,兄弟俩立刻离开茶馆,躲到了后面的一所空房子里,把门关上。

詹长炳詹长麟[34]

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了馆,有安、慈惠、金城、同仁会医院及日军各医院闻讯后,火速派医生前来抢救,除署长等几人因来得迟,饮毒酒量偏少而中毒较轻外,其他大部分人都感到不适,口舌,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宴会厅,有的则栽倒在走廊里,叫喊声、声不绝于耳。

詹长麟逃出日本馆后,到傅厚岗与已等候在那里的哥哥詹长炳会合后,两人便飞似地骑车来到了江边,并渡江去了对面的徐家洼。

吃完了饭,詹长麟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去日本馆上班。他们的家人则由军统局安排去江北的农村躲藏。

在詹长麟一家逃亡的时间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1年,军统南京区被日军破获,卞玉琳被敌人,日军对他说:“只要你说出毒酒案中投毒人的下落,就可以放了你。”可是卞玉琳宁死也没有,最后英勇就义。

詹长麟很清楚,今晚的投毒成功与否意义重大,他一定要成功,这不是他一直等待的时刻吗?五年的潜伏即将有个结果,他终于可以报仇了,为国家,为民族,为了那些死去的亲人朋友;当然行动也有可能失败,那将意味着这是他与家人吃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日本宪兵队迅速来到了詹长麟一家的住处,发现人去楼空,于是一把火烧了老宅,并抓住詹家的亲戚进行。

不一会儿,日本兵过来了,他们往屋里看了一眼,发现里面是空的,门也开着,没多疑,就走过去了。直到日本兵走远,兄弟俩才深深松了一口气。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它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愿为多数被你们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撼。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总,但想不出其它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感到遗憾。

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在她的1939年6月1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瑟斯顿夫人中午在南门吃的午饭。她说那里有300人被了,因为,他们被怀疑与一个刺杀事件有关。据说,从卫理公会学校被抓走的5个年轻人也与此有关。”[31]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她又这样写道:“据可靠消息说,上星期六晚上,有两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大的晚宴上被毒死。”[32]6月19日晚上,她又再次写到了这件事情:“据说有很多人被了,目的是要抓一个与在日本大投毒案件有关的人。听说大里传出了喊叫声——有人正在被,但是我无法这些传言。”[33]

总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然后:“天皇!干杯!”于是宴会上大家纷给站起,高举酒杯“干杯!干杯!”,他们畅饮,十分尽兴,但不曾想到,下面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日本总馆的毒酒案发生后,立刻成为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南京市民纷纷为这名抗日英雄拍手称快。

好汉做事好汉当

詹长麟一家回到南京后,脱离了军统,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做事。鉴于詹长麟在毒酒案中的英勇表现,国民励给詹长麟五万元,以及一块“忠勇杀敌”的银盾。[36]詹长麟拿着这笔金买了一块地,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和一家杂货店,詹长麟做起了生意,由于为人老实本份,日子过得也算安稳平静。

建国初,詹长麟依然经营着自己的店铺,一切很顺利。1956年,由于三大的进行,詹长麟的店铺参加了“公私合营”,后历经“”的十年。以后,詹长麟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949前解放前夕,时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世瑞又找到了詹长麟,劝其一同去,被詹长麟了。

当天晚上,詹长麟回到家中,詹长炳带给他一个手指粗的药瓶,里面装着白色粉末,玻璃外身上有USA的字样,詹长炳说:“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27]

詹长麟退到了一边,默默注视着。

这瓶毒药是由军统局交给詹长麟的妹夫潘崇声[28]的,潘崇声后来又把它交给詹长炳。詹长麟端详着手中的瓶子,瓶子虽轻巧,但他的心里却是千斤重啊。

詹长麟看着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压住心中的忐忑不安,捧着酒瓶,走到桌边,把毒酒徐徐地注入酒杯,第一杯倒完后,之前的紧张就已全然不在,接着,第二杯、第三杯……直到倒完最后一杯,他才抬起头环视了一个整个宴会大厅,此时日伪要人正在热烈地交谈。

实际上,本次中毒案除日本馆内的两名官死亡外,其余人经抢救,都脱离了。而《中央日报》的报道却说伪维新的弊命,其用意不言而喻。

事实上,这封信只是军统设的一个,是为了詹家在南京的亲戚,以及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而设的。此时的詹长麟兄弟俩仍在南京的江北。

詹长麟看着他们把酒喝下,便对旁边的同事刘玉山说:“我肚子有点痛,想去看医生,一会儿我就回来。”刘玉山道:“你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宴会的事。”詹长麟点点头,飞快地来到室,脱掉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便驶出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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