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身后六十年：英雄纪念广场设立背后？余则成在朝鲜战争

自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区发现之后，每一年，互助会都会为者举办春祭和秋祭。

直到她上国中的时候，母亲告诉她，那才是她的亲生父亲，因为反对被处死。

在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朱枫来到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杂货店，与店内的一位郑先生碰头，后者即是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他们约定每周三同一时间见面。

这和他在民政部门得到的相似，领导说，如果是自己去拿回来，那组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同年，《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地区五十年代时期人名单”，朱枫、吴石、戴龙、王成和黄贤忠皆在其列。

王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他跟随部队，已经乘船南下。

转机出现在2010年，这一年是重新上台执政的第二年，持续和缓。

那时国内正值三线建设时期，戴筱萍的心里还有一丝希望，他想父亲可能正在某个山沟里，支援国家建设。

在2011年6月的上，徐志耕刊发了一则《寻亲告示》，表明将协助亲属寻找在1950年代在的对台特工的遗骸。

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有关单位带话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1950年6月，吴石被判死刑，与朱枫一起成为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朱枫原名）间谍案”。（网络图片/图）

当年的那段历史，随着者埋入荒坡四十载，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片乱坟岗被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这里掩埋了两百多个1950年代被处死的者的遗骸，随之浮出水面的，则是那一批葬身在台的对台“特工”。

2000年，台北市在马场町的入口竖立文，其中写道，“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及之热血志士，在期间被，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为了检肃“匪谍”，巩固最后一个堡垒，在颁布了包括《省令》、《惩治叛乱条例》等多项条款，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底来台，对的控制骤然加强。

这一年，台北第二殡仪馆和地区人互助会提供给了《宁波帮》881名在者的名单。

“当时有三步打算，第一步是公布名单，让家属知道；第二步是帮助他们和方面联系，比如互助会，提供帮助；第三步是成立一个基金，赞助家属将遗骸迎回来安葬。”

乱坟岗

“安息吧，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

更多在的幸存者，终日生活在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

2010年底，一架运送朱枫骨灰罐的飞机从台北直飞，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专程在机场接机，随后朱枫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

1950年，在的正面战场硝烟渐停，而在，敌我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攻防却日趋白热化。

“是死了还是了都不知道，到头来好像还是我们的。”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就会有人来家里，他的父亲到底去了哪儿。他的母亲垂着头，只是哭。

而当时的地下党，却陷入过度乐观之中。1949年12月，省工委发出了“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出“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的”。甚至，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书》中表示，考虑到季风的影响，最佳的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第一任省委这时已经任命，只等着赴台上任。

“当时我开始在医院工作，请不了假，没想到那时她已经接到任务就要走了。”朱晓枫说。而等不到女儿的朱枫已经在办好假的入台证，以“朱静”的化名准备登船。

这一年秋天，黄新华在台北参加了互助会一年一度的者秋祭，会场上响起了悠扬的安息曲：

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上世纪中叶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在这场悄然的寻人潮中，的力量也在持续加入。2013年一年，地区人互助会协助了八起亲属来台寻找亲人遗骸，多年来，他们已成了亲属来台寻找的重要窗口。

永远不能理解他们

1949年，中国1500名赴台“红色特工”过千，大多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直至2013年末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建成，这段历史才被公开纪念。

“是死了还是了都不知道。”戴筱萍记得那时一有，就会有人来家里他父亲到底去哪儿了。特工神秘的身份让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也让地下工作陷入孤立。美国第七舰队驶入海峡，军事战略重点转移。很多在台地下部门被打散，幸运的得以返回，跑不了的就躲进深山。

“其实我们应该将所有的骨罐一起拿回来，修建烈士陵园。”刘建夏说。

作家果然认识父亲，并讲述了他的经过。“他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兄妹俩反复看了四遍，总感觉里面有父亲的身影。

这场影响深远的情报战最终隐匿于历史的烟尘，更多的人不知所踪。两岸音信数十载，即使他们的后代，对他们也只剩下模糊的记忆，而许多人甚至连名字也没能留下来。

安息吧

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的地下工作者，这是第一次公开纪念那段历史。（CFP/图）

2011年，位于朱枫老家浙江宁波镇海的朱枫纪念园，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朱枫骨灰迁葬老家，倍享哀荣，叶落归根。

“我红白不是人。”有一天，从理论回来的黄伟民沮丧地告诉自己的儿子，自此再不。

对蓝博洲而言，长期教育下的社会，这些地下在历史评价中是缺席的，仿两岸的孤魂，“但他们是一批理想主义者，那个年代的知识精英都进去了，”蓝博洲说，“他们是当代人的镜子。”

母亲朱枫死后，朱晓枫得到了一张烈士证书。“”中，这张证书却不能她的母亲，她被怀疑是、。有人说看见朱枫在台北和军官手挽着手走，投了敌。朱晓枫只能沉默以对。

看到照片那一刻，朱晓枫就想，在死前，一定要把母亲找回来。

在互助会会长吴荣元看来，的“”是国际冷战情势和国共内战共同作用的产物，葬身的地下工作者同样是的者，让他们的遗骨返回故乡，既是人情义理，也是历史和解的重要一环。

这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的加剧。此后三十多年间，数以十万计的者被卷入案件。光是1950年代前五年，就了可能超过三千名本省和外省的“匪谍”、知识、工人和农民。

戴筱萍拿着照片去了某舰队部，当年，这是父亲的派出单位，他希望能由组织出面将父亲迎回来，“对方很为难，说了那么多人，不能为你一个人拿回来，开销太大”。

作家蓝博洲曾创作了描写地下党人的报告文学《马车之歌》，讲述了地下党人钟浩东、蒋蕴瑜的一生。他们是省工委机关报《报》的主要编印者，曾与“共谍们”并肩作战，追求一个更加的未来。最终，钟浩东被处死，蒋蕴瑜出狱后，曾经的蒋四姑娘，只能靠在风化区摆摊卖面为生。

1949年的初秋，在杨兰与她的父母告别的时候，另一场告别也在进行。戴筱萍当时四岁，他记得那一天，穿着黑西装的父亲抱着他开始流泪，然后出门远行。

这一年，败退，接受渗透任务的情报人员，纷纷蹈海远行。

母亲在里生下她，五岁之前，黄新华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待她的母亲出狱后，两个人便相依为命。

南京作家冯亦同在这时加入了寻找朱枫的行列，他想写一本朱枫的传记。通过他，朱晓枫联系上了秦风，委托后者在寻找朱枫遗骸的下落。

某舰队部干部戴龙则辗转内陆，先至广州，再到，以测量学校教官的身份，最后渡海。

在名字的海洋中，杨兰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她相信他们也许就在里头。

在，一位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曾遇见过这样一些“共谍”。1950年代，当他们来到，上线已经被，在“”的中，他们暗自、无所事事，结婚、生子，慢慢老去。而更多的幸存者，却没有这么幸运，生活在、懊悔的阴影中，无法自拔。而接受过教育的后代，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我曾遇见过一个老人，四个孩子都不愿叫他父亲”。

233号编织袋

戴筱萍是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幸运儿。2012年，戴龙的墓碑在台北六张犁墓区被找到，墓碑的照片从发到上海。

时隔一甲子，黄新华回到了陆丰甲子镇，这时，她的哥哥黄伟民已经是肾癌晚期，他看着从未谋面的妹妹，只说了一句“我这辈子过得苦”。

但形势却在此时急转直下。1950年初，省工委号称“四大金刚”的四个领导人先后，三人，导致四百多人以“匪谍”罪，包括吴石，其在潜伏之深、官阶之高震动了。

黄伟民找不到，他不知道谁是父亲的上线，又是谁派他去的。

寻找朱枫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人没回来呢。”徐志耕是《宁波帮》的主编，在朱枫之前，从不了解这段历史，直到2011年，他受邀参加朱枫骨灰回葬故乡的隆重仪式，萌生了帮助其他者的后代将遗骸迎回的打算。

40年前，她28岁，养父在病床诉她，在她两岁时，她的亲生父母离开她赴台执行任务，最终。她看着养父，他的嘴蠕动着就要说出最后的秘密，却再没能吐出声音。

《宁波帮》总经理刘建夏将原因总结为“没有单位愿意牵头”。

戴龙则借住在台北的亲戚家，以访友问旧的名义四处联络，收集情报。他和更早来台的王成想策反一位人员，但最终失败。最后只好通过挂号密码的形式报告情报。

而原因可能是，由于保密措施，许多的后代家属，连他们的父辈在都不知道。

2012年，黄伟民的儿子拜托友人前往台北六张犁公墓，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墓碑。却恰好碰见了当年替黄贤忠捡骨的人，透过他，联系上了黄新华，这时，距她拿到父亲的刚刚过去一个月。

一份由台北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600骨罐名册》显示了朱枫骨灰罐的可能线索，这些无人认领的骨灰罐，绝大多数都属于来自的者。纳骨塔内，两百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打开编号“233”的编织袋，朱枫的骨灰罐已经静静躺满了六十年。

和其他者家属一样，元兄妹也希望知道父亲王成的下落。19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和妹妹两个人提着西瓜，去拜访军旅作家吕铮。作家曾写了一本讲述地下斗争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听说这位老作家曾是上海的地下，又曾在广州担任过对台的联络员。

互助会成立于1987年，会员为“”时期的者及其家属，互称“老同学”，以示有着相同的遭际和。

1960年代，黄伟民是里的会计，有着干部身份，生活顺遂。直到组织审查时，发现他的父亲在，有着“关系”，他被辞退，之后十余年，他只能成为乡野间的民办教师。

2000年，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上。这一年，朱晓枫73岁，照片上的母亲已经比她小了28岁。

后来，村子里有从回来的人，带来了黄贤忠早已的消息，黄伟民开始写信，证明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者，在了的下。

省工委几乎被一网打尽。已经离开的朱枫，也在舟山群岛回前夕，中途吞金未遂。1950年6月，她与吴石被判死刑，成为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朱枫原名）间谍案”。

“当时把我吓到了，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在一个闻“匪谍”色变的时代，突然有了一个当“匪谍”的父亲，让她无所适从。她问母亲，可母亲只是重复着告诉她，父亲黄贤忠，是一个很有学问、很好的人。

近年来，开始面对当年这段历史。2003年“”档案，随后在者以及民间与和解促进会（简称真促会）的推动下，陆续解密了“”时期的档案文件，向家属归还了者的遗物。

而一年之后，徐志耕有些心灰意冷。

1950年6月10日，，法庭栏杆前的地下（由右至左）原军某长官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原“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低首写遗嘱者）、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被判死刑。（秦风工作室供图/图）

旁边一段铭文这样记录他们“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2012年6月，黄新华从档案馆领回了父亲黄贤忠的。

但他的这个想法，没能得到回应。没能成立基金的原因更加简单，就是没有钱。

而同时，在海峡的另一侧，黄新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却一直无法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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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建夏看来，通知家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公布档案，据他了解，当年派往的地下工作者的档案虽然分散在各个系统，但依然保留着，如果能够解密，通过民政部门，就能迅速地联系到后代亲属。

“大时代的一滴浪花而已”

直到1960年代，组织上终于通知了他们，他的父亲戴龙，早在1950年就在，他的如今被抓获，情况搞清楚了，可以被追认为烈士。

“他们寻找物理上的朱枫，我寻找上的。”2007年，冯亦同的《朱枫传》在上海付印出版，却在当时遭到麻烦，有关单位带话给冯亦同，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任务，不要宣传失败”。《朱枫传》的出版只好戛然而止。

2013年末，在西山，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用以纪念1950年代在的地下工作者，这是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

对于父亲，她其实没有任何印象。

1949年，杨兰的父母乔装入台。按照碑文介绍，一起前往的还有约1500名“红色特工”，但由于，超过1100名地下被，其中包括著名的“密使1号”吴石时任参谋次长，他后来更成为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后来，朱枫拜会了此行最重要的联络人“参谋次长”、代号“密使一号”的吴石中将。在台期间，吴石和朱枫前后七次见面，将拍摄有《战区战略防御图》等绝密资料的微缩胶卷交给朱枫，后者将其交给华东局的一位特别交通员。

广东陆丰人黄贤忠比他的战友们过来得更早。1949年，他已经在桃园县平静生活了两年，在当地一所名叫义民中学的初中当国文老师。他组织了读书会，喜爱谈论家国大事，一位当地的小学女教师慕名而来，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忠厚男人的身份。

小的时候，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会带着她到位于台北忠孝西上的善导寺，母亲从寺里取出一副牌位，让她一起祭拜，当时，她不清楚牌位写的黄贤忠到底是谁。

“他只告诉我的母亲他要走，没说要去哪儿。”戴筱萍对父亲只剩下模糊的印象，高高瘦瘦的，有军人的威严。

马场町位于台北市最南边的万华区内，曾经是1950年代犯的刑场。在“”时期，每天清晨4时30分，执刑的士兵扣动扳机，后，士兵用沙土覆盖地上的血迹，久而久之，堆沙成丘，如今已成为一方长满青草的大丘。无论是吴石、朱枫，还是戴龙、王成，皆于此。

“后来我想，他肯定是的。”想通了这一点，少年时的她才觉得释然。

戴筱萍、乾和几个后代家属曾在上海碰过一次面，讨论组织上不肯出面寻找怎么办，最后也没说出个结果，有人说，要么就在福建沿海遥祭一下，乾不同意。

时期的现场。（网络图片/图）

1947年黄贤忠离开广东陆丰老家时，黄伟民才一岁，母亲早亡，他一直由族内的亲戚养大。他听长辈说自己的父亲去了，却没想到这会带给他一辈子的厄运。

直到如今，她和哥哥还没有找到父亲，而她已经满了八十岁。戴筱萍不愿再拖了，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他想去，将父亲的遗骸迎回家乡。

1939年前就已的国文老师黄贤忠这时也活跃起来，包括妻子在内的学校教员加入了地下党，反蒋爱国，等待解放军的到来。

6年后，学者秦风在一家的档案柜底，发现了一袋写着“敌伪”字样的照片，打开以后，却是一幅幅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为1950年。

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筱萍都想寻找父亲戴龙。他和母亲成了“军人家属”，这个身份的重量曾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一口气写了十来年，将信寄给、县里。但往往人家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你有吗？

而结果并不理想，看到《寻亲告示》后，自觉在网上填写寻亲表格的家属，只有不到五个人。

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联络部筹集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等人士捐款，历经一年建成。除了已找到的846位者的名字，纪念墙还预设大幅空位，留给更多的历史者。

这一年的10月，没有能和亲人见面的还有元、乾兄妹。他们的父亲王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后，他们从苏北老家赶往上海，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所终。

当时他和母亲就想能拿回父亲的遗骨，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这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能是时机还未到吧。”冯亦同将情况告诉了朱晓枫，后者说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军医大学的学生朱晓枫收到了母亲的来信，问她是否可以请假到广州一见。她的母亲朱枫那时是合众公司的会计，也是华东局的地下。

他们也去某舰队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秘密，不能说。

其中，就有朱枫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神色平静而淡然。

40年来，杨兰的心里一直有遗憾，就差一点，她几乎就知道了父母的名字。

“当年两岸的争斗是一个悲剧”。黄新华说，“我没想到父亲是那么不屈的一个人。”她开始感到父亲当年所付出勇气的意义，并开始理解他的。“这样的不应该再有。”

戴龙和王成也了，后者前还随身带着儿子送的《人生观》。1951年，黄贤忠，以“叛乱罪”判处死刑，前他为已怀孕的妻子留下“我只是这大时代中的一滴浪花而已”。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于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体，以维家室。”这是第二句话。

就在此前半年，已经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元来上海替解放区的医院购买药品。他和穿着军装的父亲在城郊的一座道观见了面，他劝父亲回老家，父亲不肯，临分别时，他只好送给父亲一本《人生观》的小。

“以数十年有限生命，立亿万年不朽事业，虽败犹荣，虽死无悔。”这是父亲的第一句话。

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