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谈2016年1月20日
果敢与鲁莽
英锐与浮躁
楚丘先生年七十。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曰：“使逐麋鹿而搏虎豹，吾已老矣；使出正词而当诸侯，决嫌疑而定犹豫，吾始壮矣。”此老而英锐者也。范滂为清诏使，登车揽辔。慨然有天下之志。此少而英锐者也。
少年英锐之气，常远胜于老人。然纵之太过，则流为浮躁。苏轼论贾谊、晁错曰：“贾生天下奇才，所言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兵，凶事也，尚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俱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矣。使贾生尝历，亦必自悔其说。至于晁错，尤号刻薄，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更改，天下骚然。至于七国发难，而错之术穷矣。”韩愈论柳元曰：“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借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使子厚在台省时，已能自持其身，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皆惜其英锐之过，涉于浮躁也。夫以贾、晁、柳三氏之才，而一涉浮躁，则一蹶不振，无以伸其志而尽其才。况其才不如三氏者，又安得不兢兢焉以浮躁为戒乎？
禹之治水也，当洪水之际，而其父方以无功见殛，其可知矣。禹于时毅然受任而不辞。凿龙门，辟伊阙，疏，决江淮，九年而水土平。彼盖鉴于其父之恃堤防而逆水性、以致败也，一以顺水性为主义。其疏凿排导之功，悉循地势而分别行之，是以奏绩。
墨翟之救宋也，百舍重茧而至楚，以窃疾说楚王。王既无词以对矣，乃托词于公输般之既为云梯，非攻宋不可。墨子乃解带为城，以褋为械，使公输般攻之。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惧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夫以五千里之楚，欲攻五百里之宋，而又在攻机新成、跃跃欲试之际，乃欲以一处士之口舌阻之，其果敢为何如？虽然，使墨子无守圉之具，又使有其具而无代为守圉之，则墨子亦徒丧其身，而何救于国哉？
果敢之反对为畏葸；而鲁莽之反对为谨慎。知果敢之不同于鲁莽，则谨慎之不同于畏葸，盖可知矣。今再以事明之。
且之机，何地蔑有。试验化电，有爆烈之虞，运动机械，有轧轹之虑，车行或遇倾覆；舟行或值风涛；救火则涉于焦烂，侍疫则防其传染。若一切而不前，不将与木偶等乎？要在谙其，预为防范。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汉谚曰：“前车覆，后车戒。”斯为谨慎之道，而初非畏葸者之所得而托也。
夫果敢者，求有济于事，非沾沾然以此自矜也。观于三子之功，足以知果敢之不同于鲁莽，而且唯不鲁莽者，始得果敢矣。
有恒与保守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吕氏春秋》曰：“力重突，知贵卒。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此言英锐之要也。周人之谚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诸葛亮之评刘繇、王郎曰：“群疑满腹，众难塞胸。”言不英锐之害也。
有人于此，初习法语，未几而改习英语，又未几而改习俄语，如是者可以通一国之言语乎？不能也。有人于此，初习木工，未几而改习金工，又未几而改习制革之工，如是而可以成良工乎？不能也。事无大小，器无精粗，欲其得手而应心，必经若干次之。苟旋作旋辍，则所习者，旋去而无遗。例如吾人幼稚之时，手口无多能力，积二三年之，而后能言语，能把握。况其他学术之较为复杂者乎？故人不可以不有恒。
人生于世，非仅仅安常而处顺也，恒遇有之境。之境，又非可而却走也，于是乎尚果敢。虽然，果敢非盲进之谓。盲进者，鲁莽也。果敢者，有计划，有次第，持定见以进行，而，非贸然从事者也。
推荐理由：本书是蔡元培先生关于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收录他最为重要的思想代表作品《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并收录蔡元培其他有关的零散文章，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先生对于现代中国人应具有的素养的总体构想。
昔巴律西之制造瓷器也，积十八年之试验而后成。蒲丰之著自然史也，历五十年而后成。布申之习图画也，自十余岁以至于老死。使三子者，不久而迁其业，亦乌足以成名哉。
从形式上看，《中国人的》原是普通学生所用的教科书，乃是通俗的指导实践之书，而非学术理论著作。它完美结合了中华传统修身与现代教育的观念，以具体的行为实践为出发点，用浅显的思想、易操作的方法来直接引导读者，是一部值得所有国人阅读的手册。
蔺相如之奉璧于秦也，挟数从者，赍价值十二连城之重宝，而入虎狼不测之秦，自相如以外，无敢往者。相如既至秦，见秦王无意偿城，则责之，且以头璧俱碎之激举胁之。虽贪横无信之秦王，亦不能不为之屈也。非洞明敌人理，而预定制御之道，乌能从容如此耶？
虽然，三子之不迁其业，非保守而不求进步之诈也。巴氏取土器数百，屡改新窑，屡傅新药，以试验之。三试而栗色之土器皆白，宜以自为告成矣；又复试验八年，而始成佳品。又精绘花卉虫鸟之形于其上，而后见重于时。蒲氏所著，十一易其稿，而后公诸世？布氏初学于其乡之匠工，尽其技，师无以为教；犹不自足，乃赴巴黎，得纵目于美术界之大观；犹不自足，立志赴罗马，以贫故，初至佛棱斯而返，继止于里昂，及第三次之行，始达罗马，得纵观古人名作，习解剖学，以古造象为模范而绘之，假绘术书于朋友而读之，技乃大进。晚年召之，于巴黎之画院；末二年，即辞职，复赴罗马；及其老而病也，曰：“吾年虽老，吾之志乃益奋，吾必使吾技达于最高之一境。”向使巴氏以三试之成绩自画，蒲氏以初稿自画，布氏以乡师之所授、巴黎之所得自画，则其著作之价值，又乌能煊赫如是；是则有恒而又不涉于保守之前例也；无恒者，东驰西骛，而无一定之轨道也。保守者，踯躅于容足之地，而常循其故步者也。有恒者，向一定之鹄的，而又无时不进行者也；此三者之别也。
孔子，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尝曰：“谨而信。”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然而孔子欲行其道，历聘诸侯。其至匡也，匡人误以为阳虎，带甲围之数匝，而孔子弦歌不辍。既去匡，又适卫，适曹，适宋，与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适郑、陈诸国而适蔡。陈、蔡大夫，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绝粮，七日不火食。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围既解，乃适楚，适卫，应鲁哀公之聘而始返鲁。初不以匡、宋、陈、蔡之厄而辍其行也。其作《春秋》也，以传指口授，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是其谨慎也。然而笔则笔，削则削。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晋侯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初无所畏也。故曰：“慎而则葸。”言谨慎与畏葸之别也。人有恒言曰：“诸葛一生唯谨慎。”盖诸葛亮亦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其《出师表》有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然而亮南征诸郡，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伐魏也，六出祁山，患粮不继，则分兵屯田以济之。初不因谨慎而怯战。唯敌军之司马懿，一则于上邦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再则于卤城之前，又登山掘营不肯战，斯贾诩、魏平所谓畏蜀如虎者耳。
谨慎与畏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