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明末清初时期，整个社会正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变革，人们的思想也开始。其中，王夫之、顾炎武、黄羲三人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观点，反对君主，他们提倡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讲求经世致用，被后人称为“明末三大儒”。
三大思想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开创了新、新学风。
天启六年（1626年）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国子监毕业，因贿赂选官，被罢选返乡。
崇祯四年（1631年）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在京城权相温体仁党羽索贿，之下撕毁荐贴，自誓不出“赇吏胯下以重辱先人”。
崇祯五年（1632年）王夫之中秀才，湖广提学佥事坚欣赏王夫之才能，荐其入衡阳县学。
崇祯六年（1633年）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仲兄王参之赴武昌参加乡试，均落第。
崇祯七年（1634年）王夫之跟随叔父王廷聘学习作诗。王夫之被湖广前后两任提学佥事水佳胤、王澄川列为岁试一等的第一名。
崇祯八年（1635年）王夫之作诗《中秋里人张灯和牧石先生》与叔父王廷聘唱和。
崇祯九年（1636年）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王参之参加乡试，皆落榜。在，王夫之作《高楼月》，无限惆怅。
崇祯十一年（1638年）王夫之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窗好友邝鹏升结“行社”。（注：邝鹏升，字南乡）
崇祯十二年（1639年）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仲兄王参之赴乡试。只有长兄王介之中副榜。在武昌王夫之结识了黄冈人熊渭公和汉阳人李云田。十月，王夫之与好友郭凤跹、管嗣裘、文之勇结成“匡社”。
崇祯十四年（1641年）湖广提学佥事高世泰岁试衡州，列王夫之为一等。（注：高世泰，字汇旃，南直隶无锡人。）
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王夫之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名。王夫之的长兄王介之也中举第40名，好友夏汝弼、郭凤跹、管嗣裘、李国相、包世美皆中举。（注：王夫之结识了分考官沔州知州章旷，字于野、长沙推官蔡道宪，字元白。王夫之后来参加章旷的抗清活动，失败后，章旷，王夫之抚养其子章载。）秋，王夫之与王源曾等百余人在黄鹤楼结盟，称为“须盟大集”。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北上参加会试，因李自成军克承天，张献忠军攻陷蕲水，道被阻，王夫之兄弟自南昌而返。十月，张献忠所部攻克衡州，艾能奇招纳地方贤能，拘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为人质。王夫之刺伤自己的脸和腕，伪伤救出其父王朝聘。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王夫之听闻崇祯自缢，作《悲愤诗》一百韵（已佚）。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王夫之结识抗清将领堵胤锡。秋，王夫之为避免镇将纵兵剽掠，与父兄逃到耒阳、兴宁、永兴。
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朱聿键在汀州为清兵执杀，王夫之再续《悲愤诗》一百韵。王夫之只身赴汀阴找章旷，请章旷调和何腾蛟与堵胤锡的矛盾，协同作战和联合农民军一起抗清，并对军队后勤提出了自己的，未被章旷采纳。
顺治四年（1647年）春，孔有德率军攻陷湖广各地，王夫之往湘乡。四月，王夫之与好友夏汝弼投奔永历帝被困在湘乡西南的车架山，作《哀歌示叔直》。五月，清军攻陷衡州，王夫之全家逃散，父王朝聘、叔王廷聘、二兄王参之及叔母在战乱中死亡。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嘱其子女要抗清到底。
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有志于《易》。十月，王夫之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后战败。王夫之的《河田营中夜望》诗记其事。冬，王夫之至肇庆投奔永历。
顺治六年（1649年）王夫之结识了瞿式耜、严起恒、金堡、方以智等。秋，在德庆，者胤锡授所作《军谣》十首。
顺治七年（1650年）春，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王夫之至梧州伤永历朝行人司行人介子。四月，王夫之为营救被的金堡，三次王化澄，王化澄欲杀王夫之，被义军将领高一功所救，逃桂林投瞿式耜。八月，清兵至桂林，王夫之夫妇逃到永福，困于水砦，断食四天。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王夫之与妻郑氏，侄王敉回到衡州，避居双髻峰续梦庵，誓不剃发。
顺治九年（1652年）春，李定国大败清军，收复广西。八月，李定国进军湖南，收复衡阳，派人请王夫之。王夫之有鉴于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犹豫不决，没有成行。
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抗清功绩昭著，被孙可望忌嫌，李定国率部从湖广退回广西，清兵再占湖广，王夫之避居耶。
顺治十一年（1654年）王夫之被清廷侦缉，离开耶，变姓名为瑶人，常宁，为常宁文士讲授《周易》、《春秋》。
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夫之至兴宁，寓荒山僧寺，为学者讲授《春秋》。八月，王夫之完成《衍》，这是王夫之第一部理论著作。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王夫之完成《黄书》。冬，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有诗《重登双髻峰》。
顺治十四年（1657年）王夫之常访友人刘近鲁，刘近鲁藏书六千余卷，向其借阅研究。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兵下永昌，王夫之深痛山河易主，作诗《山居杂体县名》。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王夫之的妻子郑氏病卒。九月，王夫之作《初度日占》。王夫之把《续落花诗》、《广落花诗》、《补落花诗》等六十九首与《正落花诗》合编为《落花诗集》。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王夫之惊闻永历帝在昆明亡，李定国、李来亨先后殉国，悲愤至极，续作《悲愤诗》一百韵。
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王夫之作《遣兴诗》七十六首、《广遣兴诗》五十八首，号一瓠，修《尚书引义》六卷成。
康熙三年（1665年）新年，王夫之写《和梅花百咏诗》。中秋，王夫之作《王百谷梅花绝句》。王夫之重定《读大全说》。
康熙六年（1668年）七月，王夫之修成《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王夫之自二十八岁受父命编写《春秋家说》，先后用时二十二年。
康熙七年（1669年）王夫之娶张氏。王夫之写成《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洞庭秋诗》三十首、《雁字诗》十九首。辑三十岁以来所作诗编成《五十自定稿》一卷。冬，王夫之筑“观生居”于石船山下。
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王夫之修定《衍》，定本被学生唐端笏携归家遇火灾，今存本为三十七岁时的初稿。八月，王夫之听闻方以智逝世，作“哭方诗”二章。
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吴三桂兵至衡州，王夫之避至湘乡。秋，王夫之与唐端笏渡洞庭。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王夫之去长沙水陆洲，刘思肯为王夫之绘画像。六月，王夫之与李缓山、章有谟登衡阳回雁峰。八月，王夫之在萍乡度中秋。九月，王夫之去观生居二里许石船山下里人旧址茅屋，名“湘西草堂”。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王夫之居湘西草堂完成《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称帝衡州，求王夫之的劝进表，被王夫之。王夫之遁入深山作《祓禊赋》以明志。《祓禊赋》今失传，《姜斋公行述》保留有一段。
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夫之辑五十岁以后未收入《柳岸吟》之诗章为《六十自定稿》一卷。王夫之修成《宋论》初稿。
康熙二十年（1681年）王夫之完成《庄子解》三十三卷、《相络索》一卷、《广哀诗》十九首。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王夫之完成《说文广义》两卷。十月，完成《噩梦》一卷。十一月，王夫之生重病。湖南巡抚与衡州知州拜会，王夫之拒不见，礼物全数退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王夫之完成《经义》一卷，重定《诗广传》五卷。七月，郑克塽投降清廷。十一月，王夫之撰《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和《显妣谭太孺人行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王夫之大病垂危。秋，王夫之病见起色，王夫之在病中完成《俟解》一卷。十月，王夫之旧病复发。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春，王夫之完成《张子正蒙注》九卷。八月，完成《楚辞通释》十四卷。为学生们撰《周易内传》六卷、《周易内传发例》一卷。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夫之大病，险些病亡。五月，王夫之跋《耐园家训》。六月，王夫之书《传家十四戒》。夏，王夫之回忆二十九岁前十余年诗作成《忆得》一卷。八月，王夫之重新修定《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秋，王夫之撰《石崖先生传略》。冬，王夫之奔赴长乐乡治丧，归来作《孤鸿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正月，王夫子病情加重，完成《读通鉴论》初稿。九月，王夫子抱病送兄柩入土。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王夫子完成《南窗漫记》一卷。秋，完成《霜赋》，撰写《武夷先生暨谭太孺人合葬墓志》。冬，王夫子辑六十岁后诗作《七十自定稿》一卷。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王夫之病中著《识小录》一卷。四月，重定《尚书引义》。九月，刘思肯来为王夫之画像，王夫之为自己的画像题词《鹧鸪天》。王夫之为自己的墓碑书《自题墓石》。撰《自巳九月书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王夫之完成《夕堂永日绪论》二卷。夏，王夫之重定《张子正蒙注》。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定稿《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午时（2月18日），王夫之卒于湘西草堂，终身没有剃发。十月，王夫之葬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墓碑镌“遗命墓铭”如下：“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自为铭曰：抱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灭人欲”提出了。
其次、均天下、反、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佛家都把“”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读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发展，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概念而使之，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评高适《自酮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元《别舍弟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曾国藩在《王船山》中作序评：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之君子已。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章太炎在辛亥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衍》五十四岁时的定本被学生唐端笏携归家遇火灾，今存本为三十七岁时的初稿。
王夫之为了事业和理想，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所压，就是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明朝后，在家乡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从事思想方面的著述。晚年身体不好，生活又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庚午年（1690年）其自题墓石中特别儿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墓志铭中说的“戊申”，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王夫之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迹可见。
王夫之系出太原王氏，元代之前谱系丢失记载不详，只知道世代居住于江南扬州高邮州之打鱼村。
有记载始祖王仲一，元末明初王仲一等九兄弟（或有七兄弟一说）跟随朱元璋反元，立下战功，剩下的三兄弟，王仲一授官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弟王仲二授长沙卫指挥使，弟王仲三授衡州卫指挥使。王仲一妻冯宜人。
迁衡州府始祖王成，王仲一之子。永乐年间，立下战功，官拜昭武将军、上都尉、衡州卫指挥佥事，后晋升为衡州卫指挥同知。妻朱淑人。
王纲，平郴、韶贼乱，晋升为骠骑将军、上护军、江西都指挥佥事，掌卫事。妻崔夫人。
，字东齐，袭父王纲之职，累迁柳庆参将。妻常恭人，生王翰，字直卿，袭父职，升都指挥使。妾郑氏，生王甯。
高祖：王甯，号一山，的第四子，妻赵氏。长子王亨，字顺泉，生员。次子王雍，贡生。
曾祖：王雍，号静峰，王甯的次子，隆庆四年乡贡授武冈州学训导，后迁江西南城县学教谕。妻毛孺人。长子王惟恭，号次峰。次子王惟敬，号少峰。三子王惟炳，号太素，生员。
祖母：范孺人，生长子王朝聘，生员。次子王廷聘，字蔚仲，号牧石，生员。三子王家聘，翼，生员。
父：王朝聘，字逸生，又字修侯，号微君。元配綦孺人，系甯远县教谕綦文佳之女，生有一子，三岁殇。继娶谭孺人。
大兄：王介之，字石子，又字石崖，号耐园。举人，八十一岁卒。妻欧阳孺人，思恩府同知欧阳炳的孙女，岁贡生欧阳珠之女。生子王敞，字朊原，生员。女儿王氏嫁萧氏。
元配陶氏，16岁嫁王夫之，于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四日亡，时年26岁。
继娶郑氏，永历四年（1650年）春，王夫之继娶襄阳郑仪珂之女郑氏，永历十五年（1661年），六月，郑氏卒，年29岁。
王攽，字曷功，是王夫之前妻陶夫人生的。他出生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当他二岁时，母亲陶夫人就逝世了。王攽的妻子是衡阳刘近鲁之女。刘家在小云山下，家有藏书楼，藏书数千卷。王夫之常到刘家看书，既是好友，又是儿女亲家，彼此的友谊是很深的。王攽卒于何年，文字缺少记载。他著有《诗经释略》，但也未见刊。
王敔（1656年－1731年），字虎止，是王夫之的第二任妻子郑氏所生，为王夫之的第四子。入邑庠，为诸生，娶刘象贤之女，生一子王范，还有二女，曾修《湘乡县志》。癸未年（1703年），湖广学政潘洛请王敔刊刻船山。著有《蕉畦存稿》、《笈云草》、《姜斋公行述》等。
王夫之故居菜塘弯，现草堂占地2100平方米。草堂院内有一株古藤，铁骨盘旋，蜿蜒上升，俗称“藤龙”。据说是王船山亲手栽的，中外游客誉之为草堂“奇观”。离湘西草堂4公里的曲兰乡船山村大罗山脉的虎形山上，有座船山墓庐，两边石刻对联两副：“前朝干，高节大罗山。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
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抚养顾炎武，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旨，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顾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即使是一个妇人，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先妣王硕人行状》）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顾炎武也是参与了的。
顺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顾炎武还往寻咸正，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受此案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先后，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诗集·精卫》）。
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居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年），叶方恒又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53年）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顺治十一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顾炎武回昆山，秘密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私下将炎武关押，并迫胁顾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挚友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是当时文坛，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顾炎武拜谦益为师。顾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炎武也太性急了！”
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顾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仲夏，顾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歹徒数十人顾炎武之家。这之前的几年当中，顾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顾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顾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顾炎武说：“假如这样做，那不仅仅是介之推的出逃了，而是效仿屈原为楚而死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一代学术先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理气、道器、知行、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径的探索，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
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的实学，顾炎武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学的中，建立了他的以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学的，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卷七）
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了儒学修齐治平的旨，自当属摒弃之列。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从而选择了复兴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确提出“通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主”（同，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即理学”、用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他认为，才是儒学正统，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复兴，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的学风。
顾炎武书法“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旨。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而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之道”。否则，就远离了“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入三分法，有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研究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的学术话语和学术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炎武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的附庸，它们随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顾炎武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炎武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顾炎武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之指矣。”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何所效法！”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
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吴派大师钱大昕“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也。”阮元亦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或言经术，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吴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以专精为称道，而其几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的博通学风。至于皖派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而尤重义理之阐发。
江藩评其开创者江永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史学、小学、音韵、训诂，博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守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
其另一焦循专研，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上述可见，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了顾氏所的广博学风。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拨，以兴太平之事”为旨。他一生激烈空谈、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
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学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顾氏的经世致用之旨，对乾嘉学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历来学者们纷争最多的一个问题。其中比较通行的观点是，认为乾嘉学者了顾氏经世致用的。这种“”说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乾嘉学者皆沉溺考据，埋首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因而了清初学者的体国忧患和济世情怀。这种观点就乾嘉时期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现实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如若细究当时学界的文化境遇和学者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乾嘉学者沉溺考据，埋首故纸，从消极方面说，固然有其远逃现实，洁身避祸的一面，但从积极方面说，这种刻意的逃离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据学者对正统理学的和冷落，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无言的和顽强的抵触。清朝自倾覆朱明、问鼎中原以来，为了征服汉民，稳定，一方面大兴，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不许知识议论朝政；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大力扶持宋学，以理学立国，来笼络汉族士子文人。然清朝者的这种苦心，并未得到思想学界的响应。
终清一朝，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与理学的日趋沉沦相比，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以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亦不得不转而褒汉学。当初顾氏在民族沦亡之际，曾猛烈日趋衰微的理学，他除了出于学理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时期，理学以高踞庙堂之尊，仍然受到学界精英的拒斥，除了学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说其中完全别无乾嘉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学者训诂旧籍，不论今事，博稽故实，不议时政，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安民的经世理想。由今日学者的眼光来看，钻研故纸的学问确实离现实最远，与用世无缘。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乾嘉学术，就无释清代学者为什么一面激烈宋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许多人看来最不济用的训诂考据之学。事实上，乾嘉学者对训诂考据的意义有着与今日学者完全不同的认识。自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来，稽古通经明道救世就成为清代学者所共守的学术线。
顾氏曾说：“惟君子为能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又说：“傅说之告高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在他看来，经史典籍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韵训诂、辨古考史，就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古代文献，描述古史陈迹，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历代治世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谓也。顾炎武这种训经明道，考史鉴今的学术，亦为乾嘉学者所崇奉。
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和相似的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师是当之无愧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线。
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顾炎武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
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流。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曾经为顾炎武作一对联：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
沈德符（《明诗别裁》）评：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经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人民网《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日知录》问世三百多年来，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至成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阎若璩、钱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赵翼、姚鼐、洪亮吉、刘逢禄、魏源等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
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十五字，则仅余四十六字，真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
其意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刻苦钻研、思考，尊重先辈劳动，不掠他人之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勇于探索、认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扎实治学。
明朝后，年仅三十二岁的顾炎武誓不损节，不为清朝服务，还参加抗清复明的“复社”。每年端午节，他总是在门前悬挂一块红色的蔓菁，在里面塞上一点蒜青，并在后面挂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避青”二字，意思是“不直国朝恶而避之”。因此人们称他为“避青先生”。他曾六次从家里步行至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开国朱元璋，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各地途中，两次到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顾炎武小时候，每年春夏温习，家人为他请了四名声音宏亮的士子，坐在周边。顾炎武面前放一本，四人前面还放着该的注疏。他先叫一人读一段，遇到其中字句不同的或他忘记了的地方，则与四人辩论或再记一遍。一人读二十页书，之后再叫另一人读二十页，他每天温习二百页。
顾炎武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出门则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亭障，就叫身边的老仆到边的酒店买酒，二人对坐痛饮，咨询当地的风土人情，考究其地理山川。如果与平生所听到的不相符，他就打开书本验证，必定要弄清楚才。骑在驴上无事时，他就默诵诸经注疏。碰上老朋友，他往往记不起他是谁了。有时掉到崖下，他也毫不怨悔。顾炎武这样勤学，终于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家，没人可与之抗衡。
顾炎武曾经客居。一天，在朝廷做官的王士祯去他住所拜访，对顾炎武说：“先生博学强记，请您一下古乐府《蛱蝶行》好吗？”顾炎武当即出来了，一字不遗，同座皆惊。《蛱蝶行》虽然只是一首仅仅五十六字的短诗，但它较生僻，要完整地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
顾炎武在写《音学五书》时，已经写好的《诗本音》二稿却又被老鼠咬坏了。他便再次誊写，一点怒色也没有。有人劝他翻瓦倒壁消灭老鼠，他却说：“老鼠咬我的书稿，其实是鼓励我呢！不然，把它好好地搁置起来，我怎么会五易其稿呢？”
顾炎武在第一次哭吊完明孝陵后，独身北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首先在山东章邱县下垦田自给。之后弃去，由门人辈管理田产，自己另寻他所。每到一处，他便买几个妾婢，置房屋和地产。因此他一生没有困乏的时候。他的两个在做官的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曾向他借钱用，共计数千两白银，他也不向他们索要。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卜居于陕西华阴县，置田五十亩以自给。他钟爱沙苑蒺藜，曾说：“这个吃久了，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
康熙十五年（1676年），顾炎武客居，有一天他去看望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两个外甥设宴款待他。可是只喝了三杯酒，顾炎武即起身要回住所。徐乾学立即说：“甥还有薄蔬没上桌，舅舅再喝一点酒，畅饮至半夜，然后我派人打着灯笼送您回去，怎么样？”顾炎武立即发火了，说：“只有淫奔、纳贿这两类人夜行，哪有正人君子夜行的？”身为大学士的徐乾学屏息肃容，不敢再说一句话。后来顾炎武的外孙陆舒城说：“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凡是顾炎武外出旅行，都用马、骡子载着书跟随自己。到了险要的地方，就叫退役的差役打探所到之处的详细情况，有时发现所到之处的情况和平日里知道的不相符，就街市客店中，打开书本核对校正它。有时直接行走地平坦的大上，不值得停下来考察，就在马背上默默地各种古代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偶尔有什么遗忘了，就到客店中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复习。
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占地60亩，建筑面积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回昆山千灯故里，葬于祖茔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周围有砖砌矮墙，嵌有清石碑各一块；墓南有明皇朝为旌表顾炎武嗣母王氏的贞孝坊；墓后柳树四棵，四周松柏数十株。
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新阳县知县万厉钧了坟墓。三年（1914年），广东学者、孔主持人梁鼎芬专程来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遗腹遗像，并出资委托顾炎武十二世孙顾子玉等筹建亭林祠。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江苏省文物单位”。“”期间，该墓及祠堂曾遭到。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别拨款进行重建和修葺。经过修缮后的顾炎武故居，包括顾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顾园三个区域，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
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为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顾炎武居家生活、读书场景，各厅内陈列顾炎武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及其作品的研究。
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日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顾炎武的和生平。
顾炎武故居，在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北报国寺西院建有顾炎武故居。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筑。顾祠曾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张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为市重点文物。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麒麟入怀，所以，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受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黄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叹称其为“孤子”。
黄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周，得蕺山之学。
崇祯四年（1630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炎、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羲科举名落孙山。冬月初十，羲回到余姚家中。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羲等。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崩离，黄乘乱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黄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顺治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顺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期间家祸迭起，弟炎两次，几处极刑；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故居两次遭火。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是年黄羲始停止，悉力著述。二十二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二十五年（1686年），王掞视学浙江，在黄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周文集，羲与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黄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康熙二十九年，黄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黄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海》编成，羲又选其精粹编为《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黄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止一次，但每次税费后，由于当时社会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称为“黄羲定律”。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这一定律。此后被引申到描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如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禹乔、查颖等将黄羲定律初步引入到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研究中。
黄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论的倾向。这与黄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黄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政，要明之理，也要对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学校也应广开言，成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判断，言论倡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黄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培养了很多学生。著名有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仇兆鳌等。
黄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君主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该书通过“家天下”的君主制度，向传递了四射的“”，这在当时无比社会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性。
黄羲认为要君主的，首先得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但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黄羲提出的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罢丞相始也。”这是因为：第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第二，按照封建法制度的
，天子传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贤”；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第三，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的宫奴来进行，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
黄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仍然在握，仍然是的国家元首。
设立学校使学校成为、议政的场所，是黄羲君权的又一措施。黄羲认为，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黄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天子亦就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而且执之礼。黄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讲，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黄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子弟凭借长辈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言事者等等。
黄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黄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模式。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制衡中央的地方自治设想。在《明夷待访录》中，黄羲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命题。他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万民）。这个命题可以概括为“君为民害”论。进而，他又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是由民请出来办事、为民服务的客人，这可以概括为“君客”论。黄羲还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主张“”、“”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朴素的性。二是法制模式。黄羲以“托古改制”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理天下的思想。三是经济模式。他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刻，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思想主张，如“工商皆本”的政策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主张，“均田”、“齐税”而又不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构想。这些主张虽不免有空想成分，但在客观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因而具有启蒙意义。四是教育模式。黄羲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把学校的功能定位为指导、引导的场所，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的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以学术指导”的启蒙思想；黄羲还力主以科举取士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培养、选拔人才应“宽于取而严于用”的原则，以及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取士八法”。五是哲学思维模式。他既继承又超越了前辈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乃师刘周的“诚意慎独”之学，将王阳明的“致”说解释为“‘致’字就是‘行’字”的“行”说，将刘周立足于至善之“意”的“改过”说发展为基于“工夫”实践的“力行”哲学，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和“必以力行为工夫”的重要哲学命题，还提出了“一本万殊”与“会众合一”辩证统一的认识方。这为纠正当时流行的学风、社会变革提供了新思维。
黄羲精文历算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是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羲通过对照《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FredEspenak的数据表明黄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羲参考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黄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在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黄羲亦对中国和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黄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羲无论是研究，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如果不分，忠奸不辩，甚至，混淆黑白。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功能。
黄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案》二百十七卷，及增益《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海》。在明史的研究中，黄羲形成了他的史学研究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黄羲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而且，他的史料概念十分宽阔，不仅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典章等，也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变异，甚至是乡邦文献所记的亭台楼阁也作为史料予以考证、保存。其次，黄羲在史学研究中还十分注重真实性。对所得史料总要广证博考、去伪存真，才加引用，并力求客观地作出合乎历史真实面目的论述。即使对自己昔日积累的史料，也决不轻率运用，同样要予以核实，以确保其无误。再者，黄羲十分注重史学主体即史学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史学主体通过自己的思维运作确保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以真实地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史学主体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有自己的观，不仅要“寓褒贬于史”，还得对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评价；三是要求史学主体以饱含自身情感的笔写出历史的过程。
黄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中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臻于完善和成熟。黄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全书共立案十九个六十二卷，计叙述学者二百余人。从所列的人物看，除刘基、李贽、何心隐外，《明儒学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罗进去了；从学派上看，既叙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各派，又叙述了以吴与弼、胡居仁、娄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各派；从哲学性质看，既叙述了吴与弼、王阳明等主义思想家，也叙述了罗钦顺、王廷相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
黄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刊印的《黄羲全集》（12册），精装，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是收集黄羲诗文最全的版本。
马叙伦称道黄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顾诚在《南明史》黄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
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羲真不愧是刘周的，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而已。”
中国国务院：我喜读黄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大学教授秦晖：黄羲的思想本身当然也有缺陷，但他在理论上确实有超越卢梭的地方。
东方网（《不可忘记黄羲》）：他猛烈封建君主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得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黄羲从民本到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十九世纪末维新派要求兴，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历史证明，维新派的“兴”，孙中山的三义，“五四”时期的“与科学”，无不受到黄羲启蒙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当代中国，黄羲的思想对天下观与观、社会观、制约观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杨国荣的《王学通论》：黄羲的致知工夫已开始由体认本体而向明自然之理扩展，这种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从封建理学观念向近代思维方式迈出了一步。
中国新闻网（《黄羲的社会》）：黄羲的求实及力主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和历史感。今天，我们纪念黄羲，不仅要研究、了解黄羲为后人留下了哪些有意义的思想与学术遗产，更要学习黄羲的社会与思想创新的，为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网（《黄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现代意义》）：（《留书》和《明夷待访录》）这两部堪称姊妹篇的专著，从、法律、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阐述了作者的新民本思想，从而奠定了黄羲作为中国明清之际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宁波故里后，于宅东建造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命名为“天一阁”。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
由于黄羲的、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黄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传是楼藏》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羲印”等。
黄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孤子”。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黄羲死后就葬在余姚城东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为省级重点文物单位。抗清斗争失败后，梨洲先生于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先生79年岁时，就在此自觅墓地，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作诗留存：“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还作《梨洲末命》《葬制或问》篇儿孙，他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儿孙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十年“”中，黄羲墓被毁。1981年部分修复，墓坐西朝东南，正面形似荷叶山墙，用条石错缝叠砌。中间直竖石刻墓碑，上镌隶书“黄公梨洲先生墓”七个大字。碑前置有石祭桌，用鹅卵石铺设的拜坛，两侧各置一条石凳。
宁波黄羲纪念馆是黄梨洲当年处，上痒庙遗迹犹存。纪念馆于2003年盛夏落成，门口广场上的建筑标志。
王夫之、顾炎武、黄羲组成的“明末三大儒”，可以看成是中国17世纪后半期社会进步的代表，这一时期，人们不再是被的玩偶，思想意识开始解放，逐渐放宽了自己的视野。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君主严重的清朝并没有多少发展，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