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小说和散文：民族危难之际的心灵史诗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时常抬她的一个瘦弱轿夫，竟还做过军人。当滑竿在歌乐山狭窄的山道上迅速游走，他对萧红说：

“全国‘文协’在重庆把作家的权益始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得全国文艺界的精英大部分聚集在重庆。”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鸣剑介绍，1938年3月，在长江局（南方局的前身）的支持和协助下，“文协”在武汉成立，同年10月迁往重庆。作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影响力最大的文艺家组织，“文协”在战时重庆的之一，就是和吸纳逃出沦陷区的文艺家，给他们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同时组织他们从事抗敌文艺活动。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在战火的同时，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一笔。

同是平，冰心在《小桔灯》中写到的小女孩，则更令人怜爱。在冬季多雨多雾的重庆郊外，坚强地着病弱母亲的小女孩，不仅没有被现实，还能用一个橘子，向冰心传达自己的谢意。这份温暖，让作家在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左联虽然解散，但左翼作家在抗战期间仍然十分活跃。他们将关注民生和的传统延续在创作中。茅盾在抗战中写下了《白杨礼赞》，郭沫若写下了《石池》，热情地讴歌在中抗战的普通。

据统计，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小说超过300种，文艺书刊也超过百种。在这些作品中，重庆的文化形象愈发丰满；而抗战文学特有的爱国救亡基调，也为重庆的城市文化奠定了深沉的底色。

巴金的《寒夜》就是其中一例。抗战炮火中，他不断思索自身，思索国家的命运，也对知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笔下的小说《寒夜》，入木三分的刻画了汪文宣、曾树生这对知识夫妇，被战争，最终生离死别。在解剖人性的同时，也对侵略战争表达了深深的和。凭借这部作品，巴金再次进入小说创作的高峰。

此外，沙汀凭借揭露征兵弊病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郁茹凭借《遥远的爱》、谢冰莹凭借《梅子姑娘》，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名。

“抗战时期，重庆的战时首都气象和山川意象尽显于文学家笔底。”

1943年，老舍的夫人胡洁青带着3个孩子来到重庆。一家团聚后，胡洁青时常说起沦陷时期在北平的。老舍心中累积了数年的感慨终于在笔下爆发，造就了《四世同堂》第一、二部在重庆的诞生。

从左到右：老舍 茅盾 巴金（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当时，作家稿酬版税也一降再降，由15%降到了8%左右。“文协”在1943年专门发布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税意见书》，明确要求版税最低标准上调至15%。并通告全国各地分会，请各处分会主持的文艺和出版社首先实行，以资。1944年7月中旬，“文协”还为贫病作家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募捐，作家王鲁彦、艾芜、张天翼等都曾接受过援助。王鲁彦死后，家人生活，“文协”补助2万元；戏剧家洪深胃出血，“文协”当即赠送1万元；田汉的母亲在疏散中困居独山，“文协”也汇去1万元。

让重庆成为全国皆知的文化符号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重庆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那么重庆散文则以细致的笔触和丰沛的情感，让一个个可亲可敬又可爱的真实人物，留在了之间。

“文协”：支持作家创作的有力后盾

郭沫若

他们目睹山河破碎，骨肉离散，也全国一心，奋起抗日。

核心提示

抗战中的一声声炮火，一次次，借文学家们手中的笔得以后世读者的心中。诚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所写的，抗战救亡，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

1940年，冰心来到重庆，家里的开支全靠丈夫吴文藻的薪水支撑。为补贴家用，她在歌乐山的“潜庐”种起了南瓜，并四处补贴家用。而时任“文协”总务主任的老舍，也因物质条件匮乏患上了贫血症，还戒掉了自己一直喜欢的烟酒茶。作家们聚到一起“打牙祭”，能到小馆子里吃上一顿担担面，也就心满意足。

呼吁抗战

抗战文学

“我们可不能讲和，讲和就白亡了国”

“关注民生，关注百姓，是萧红这样的左翼作家在抗战时期的共同特征。”王本朝说，萧红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一员，左联在中国的领导下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鲁迅、茅盾、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都是左联。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便是泛指左联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一批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等。1936年，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郝明工认为，正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小说和散文中，“重庆”作为一个城市形象，首次大规模地、清晰地出现在众多文学作品当中。这座城市的种种细节，被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不再是“巴山夜雨涨秋池”、“除却巫山不是云”等诗词中云遮雾罩的情感形象。

抗战岁月中，在重庆的作家们以笔为枪，为爱国救亡而呐喊。但战火之中，他们的生活境况却极其艰苦，大多数时候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就在这样的中，一直为他们提供帮助、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写作的，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抗战时期，作家们在重庆的生活到底有多艰苦？从作家们的回忆文章中，我们获知了如下事实——

1938年夏天，骄阳似火。

冰心

最富重庆特色的山河景象，是外地来渝的作家最为喜爱的描写对象之一。萧红在《山下》中写，“清早起，嘉陵江边上的风是凉爽的，带着甜味的朝阳的凉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黄的纸片似的”；茅盾在《过年》中口气亲切地提到“木板作骨子涂着三合土”的“堡垒”（即解放碑的前身）；徐訏在《春》中细细地数“公上坡到报馆是四百三十六到四十一步”……重庆，开始从西南一隅的小城变为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文化符号。

他，就是为了战火，从武汉沿江来到重庆的老舍。在重庆，老舍一住8年，创作了近200万字作品。

“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促使重庆形象得以融入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视界。更完整地呈现了战时的生活叙事。”郝明工说，抗战时期的重庆小说，堪称同一时期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全国典范。

当时，日军对重庆进行经济，物资极其匮乏；而国民又增发法币，造成物价飞涨。作家们起初靠稿费度日，然而随着物价一攀升，稿费和版税却不增反降，使得他们连养家糊口都十分困难。

为了让作家的生活待遇有所提高，“文协”积极奔走呼号，为广大作家谋福利。老舍就曾和作家们一同发起“斗米千字运动”，意思是文稿采用后，每一千字要付一斗米的价格。当时一斗米是八十元，但物价飞涨，很快就涨到一百二十元。消息一出，各方齐声呼吁，《新华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的。

不少学者认为，抗战文学的发展繁荣对重庆的文化积淀至关重要。而对这一积淀的持续挖掘与推广，将于重庆城市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大有裨益。

1938年，初到重庆的左翼作家萧红寓居歌乐山。由于山势陡峭，加之她身体虚弱，滑竿就成了常用的代步工具。从没有见过这等事物的萧红，对此十分好奇。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名家来渝。他们的创作提升了重庆的城市文化品位，也塑造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城市形象。”西南大学教授熊辉表示，至今仍有不少文学爱好者会到重庆寻找当年文学名家留下的足迹。

救亡图存，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

与他作出了同样选择的，还有郭沫若、曹禺、夏衍、茅盾、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家。随着大批当时中国顶尖的文学家云集重庆，这座云雾的山城也开始孕育一部部闪耀着人性华彩的经典作品。

书中，一贯，北平的任何灾难绝对不会超过3个月的“老”祁老太爷，在北平沦陷后彻底。他从到奋起的过程，正是千千万万人——甚至也是中国人的缩影。在侵略面前，只有奋起救亡这一条可走！

这部被美国评论家誉为“中国在二战以来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的百万字巨著，为何诞生在重庆？

原来，抗战前，作品的稿费千字三元，是印刷排版工的五倍；而到1941年前后，稿费竟低至排版工的一半。私营出版社又竞相压低稿酬，一些作家的作品出版后，拿到的稿费并非现金，而是一张几十天后才能兑付的支票。在物价飞涨的抗战相持阶段，钱到手时，票值又缩水不少。作家们尽管笔耕不辍，也难以追上飞涨的物价，更谈不上维持体面的生活。

“四川的轿夫……下坡，他们的腿，轻捷得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止住，蹒跚地他们控制了这狭小的山。他们的血液骄傲地跳动着，好象他们停止了呼吸，只听到草鞋触着石阶的声音。”

“这不是偶然。”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告诉记者，老舍在重庆时并非闭门写作，而是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积极地四处奔走，还先后到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内蒙、甘肃、青海八省慰问抗战将士。对于战火带来的家国破碎，骨肉离散，老舍有着切身感受。

“小日本不，就怕心不齐。中国齐，他就治不了。前几天飞机来炸，炸在朝天门……我们可不能讲和，讲和就白亡了国。”

抗战时期，重庆汇集了郭沫若、老舍、巴金、冰心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名家。

王本朝表示，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文学家们心中都憋着一团火。他们中的不少人，在重庆写出了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作品。

这样富于力量，又朴实无华的话，由一个每天“只吃两大碗面”的轿夫口中说出，令萧红感到深深的震撼。她感慨道，国家的命运，岂非就担在一个个这样的平肩上？

我们应当感谢这些作品——没有它们，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抗战时期这些最为鲜活的平的身影？又如何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因此，有评论认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散文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生动画卷。大后方人民的坚强意志，不屈灵魂，贯穿于抗战时期重庆散文创作的字里行间。

关注民生

他们以笔为武器，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也绘出一幅幅生动感人的画卷，发出抗日救亡的高亢呐喊，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批代表当时艺术高度的典范性作品。

1944年，老舍在北碚蔡锷24号的小院里，写下了《四世同堂》的第一句话。

朝天门码头上，又一艘客轮靠岸了。步上台阶的人群中，一位戴着眼镜，模样斯文的中年人停下脚步，打量着这座高低起伏的陌生城市。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