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意象和内蕴
黄伟林
在军事扮演主角的抗日战争中，脱颖而出一个举世瞩目的桂林文化城。战争中，文化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愿意知难而上谈谈这个问题。我用四个意象来描述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以形成对桂林文化城的感性认识。这四个意象分别是火把、岩洞、书店街和戏剧城。
火把
如今桂林有个以旅游著名的县叫龙胜，龙胜有个火把节。好些年前我曾经看到一张龙胜火把节的照片，万千火把行进在大山梯田上的画面，令人震撼。我没有想到，当我进入到桂林文化城的历史深处时，还会被另一个火把仪式深深感动。
艾青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火把》是他最优秀的长诗之一。还在读本科的阶段，我就读过这首长诗，也许是太年轻的缘故，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直到2013年，才因为偶然的机会重读《火把》。这一次阅读，《火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以后，在阅读艾青的传记时，我才意识到，叙事长诗《火把》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年桂林文化城一次火炬游行的实况。
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广西桂林图书馆编《桂林文化大事记》在1939年7月7日这天的条目中，记载了这次火炬游行：
为纪念“七七”两周年在体育场举行数万人纪念大会，晚间举行火炬游行，演出街头剧，并举行战利品展览会。
艾青的《火把》以一个女青年唐尼的视角记录了这次火把游行：
火把从那里出来了/火把一个一个地出来了/数不清的火把从那边来了/美丽的火把/耀眼的火把/热情的火把/金色的火把/炽烈的火把/人们的脸在火光里/显得多么可爱/在这样的火光里/没有一个人的脸不是美丽的/火把愈来愈多了/愈来愈多了愈来愈多了/火把已排成发光的队伍了/火把已流成红光的河流了/火光已射到我们这里来了/火光已射到我们的脸上了/你们的脸在火光里真美/你们的眼在火光里真亮/你们看我呀我一定也很美/我的眼一定也射出光彩/因为我的血流得很急/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欢喜
艾青这首近千行的长诗不仅描述了火把游行壮观的场面，而且呈现了女青年唐尼爱情和救亡既矛盾又兼容的内心世界，将当时大众群情振奋的场面和个人内心纠结的体验进行了富有诗意的编织。读这首诗，我们既可以看到历史的现场，又可以听到个体的心声。
其实，艾青记录的火把游行在当年的桂林远不止一例。早在1938年1月8日晚上，国防艺术社和抗战歌咏团就在体育场举行了抗战歌咏晚会。许多文献都记录了这次大规模的歌唱活动，当时的称法是“火炬公唱大会”。
1938年4月出版的《抗战中的广西动态》记载：
那天参加公唱的有一万人以上，平均每六人执火炬一枝，据说当时的情形热烈极了，几乎整个桂林都给埋在火炬之光与救亡歌声之中了。
半个多世纪以后，当时“火炬公唱大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著名音乐家陆华柏先生在回忆这次火炬公唱大会时，仍然很激动：
这天，夜色初临，各路歌咏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体育场集中，除高级组外，尚有桂林女中、桂林高中、国民中学、桂林初中、省立实验基础学校、中山纪念学校以及各镇中心基础学校全体员工，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市民群众，一时体育场人头攒动，一片人的海洋。
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开始，由满谦子充总指挥，以手电筒光点代表拍点，台前绥署军乐队伴奏，规定高音，在统一指挥之下，万众一“声”，声震桂山漓江，气壮山河。唱罢主题歌，全体歌咏团员手持火把，以绥署军乐队为前导，列队上街游行，并各自唱着各种救亡抗战歌曲；路旁观看的市民拥挤，几乎途为之塞。
这次“火炬公唱大会”指挥满谦子的儿子满近朱在《满谦子年表》中也专门详写了当时的场景和影响：
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满以手电筒当指挥棒，并通过扩音器，领唱了“胜利的明天”，然后歌咏团员手持火炬上街游行，万人空巷，全城沸腾。最后返回体育场，围着篝火继续高歌至深夜。据悉，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看了新闻影片的报导，为之动容。
当时国防艺术社的副社长李文钊曾撰文指出：这次“火炬公唱大会”，“在全国说，是最早的创举”。
岩洞
桂林之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除了桂系的感召力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桂林岩洞多，跑警报、躲空袭方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
我曾经听过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一次演讲，抗战时期他在桂林读中学，每逢跑警报必到七星岩。桂林无处无山，无山无洞。城中心独秀峰有读书岩，城东普陀山有七星岩、月牙山有龙隐岩、穿山有穿岩，城西隐山有隐山六洞，城南雉山有雉山岩、南溪山有白龙洞，城北叠彩山有风洞、宝积山有铁佛岩、虞山有韶音洞。这些都是桂林的名山名岩，不著名的山洞更多。抗战期间，桂林频遭轰炸，据许多人的回忆，桂林第一次遭遇大轰炸是1938年11月30日。这一天，从广州、武汉等地撤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在月牙山倚虹楼举行临时座谈会，有巴金、艾青、杨朔、夏衍、王莹等20多人参加，巴金《桂林的受难》一文就提到这一天他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那么，月牙山的龙隐岩应该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地了。陶行知这一天正好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演讲，中途得到警报，只好到雉山岩躲避。
1939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童常的《在桂林的岩洞》，文中称：“据说桂林有十五万人，每天花在躲警报的时间就有五小时，若以十万人计算，每天消耗的时间在五十万个小时。”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原来，陶行知经过那次桂林的空袭之后，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岩洞教育。他专门写了一个书面的建议，第一句说的就是：“桂林山洞甲天下，这些山洞不但是天然的防空壕，而且是天然的民众校舍。”他根据调查建议，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一万人，可以动员一二千人从事普及教育，组织战时普及教育团，每一个大山洞为一战时民众学校，由一个普及教育团负责，每一小山洞为一课室，由教育团组织分团负责。教育的内容，包括军事政治报告、抗战故事、空袭常识、唱歌、科学常识、民权初步及集团生活、文字训练、演戏等等。
由于陶行知的倡议，桂林的岩洞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根据童常那篇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当年七星岩洞外的墙上和岩石上，写有两句夺目的大字：
岩洞就是学校。
警报是我们的上课钟！
此外，洞口还挂着最近的报纸，地上干净得像刚下过雨一样，做小买卖的，排列在路的左旁，为了不打扰孩子们的上课，他们也不叫卖了。
而在路的右旁，展览着几十张精制的画片，上面触目惊心地标着敌人的“烧”“杀”“奸”“掠”和我们抗战力量的画片，还有孩子们在进行讲解。
洞旁的高坡上竖着一幅两丈见方的中国大地图，两个红色大箭头表明敌人进攻西南和西北的企图。中山学校的教师嘴上套着话筒涨红着脸讲解最近的时事。甚至还有小朋友主办了岩洞图书馆，书包里装满了抗战的连环画和故事书。
如今人们能够信口说出桂林三花酒、桂林辣椒酱、桂林腐乳这桂林三宝，殊不知，桂林三宝的名声正是在抗战时期奠定。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年桂林三宝有多种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有一宝是七星岩。七星岩作为当年已知的桂林城区中最大的岩洞，在抗战期间，不仅具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它给予许多丧失家园的中国人巨大的安全感。
据我所知，如今名扬海内外的著名作家梁羽生、齐邦媛、张洁、白先勇、琼瑶，抗战期间都曾经在桂林生活过，我相信，他们当中的部分人，一定接受过桂林岩洞的安抚和岩洞教育的熏陶。
书店街
作为一个地级市，如今的桂林有漓江和广西师范大学两家出版社，被认为拥有较多出版社了。但人们很难想象，抗战时期的桂林，根据《桂林文化大事记》的统计，竟然拥有200家书店，而当时的书店大多数都类同如今的出版社。因此，最保守的估计，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社也超过100家。
1947年5月18日的上海《大公报》发表过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写的一篇文章《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文章中说：
从三十年到三十二年的桂林城是被称为自由中国的“文化城”的，其实那里只有一所大学，四所中学，一所设备简陋的图书馆，一所空洞的艺术馆，但是她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时期自由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她出产供应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她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
桂林在战前是一个荒僻而落伍的小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和香港广州等大都市的人民，成群的向桂林撤退，顷刻间把她繁荣成个具体而微的小都市了。西菜馆、电影院、拍卖行、跳舞场、银行、旅馆，应有尽有，可是最多的还是书店和出版社。
如今的解放西路，时称桂西路。当年的桂西路上，书店云集，商务印书馆桂林分馆、中华书局桂林支局、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图书部、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正中书局、大华图书公司、建设书店、读者书店、文化供应社、东方图书公司、世界书局、时代书局、春秋书店、文苑出版社、集美书店鳞次栉比，以至于茅盾在文章中写道：“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如今是中国出版界的百年老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是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北新书局创办于北京，后迁至上海，曾出版多种鲁迅著作，世界书局曾经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教科书出版领域三足鼎立，正中书局则是由陈立夫创立于南京，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国民党党营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由胡愈之创办于桂林，集聚了胡愈之、傅彬然、张志让、曹伯韩、王鲁彦、宋云彬、姜君辰、邵荃麟等一批当时享有盛名的文化人。当年叶圣陶、巴金、赵家璧等人经常往返桂林、重庆之间，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作家，毋宁说是编辑家、出版人。
大量出版社云集桂林的结果，就是在桂林出版了大量图书。桂林出版界出版了许多在今天堪称经典的好书，仅以文学图书为例，如今在文学史得到高度评价的作品，如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丘东平的《第七连》、谷斯范的《新水浒》、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艾青的《北方》《他死在第二次》《黎明的通知》、冯至的《十四行集》、彭燕郊的《第一次爱》、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萧红的《旷野的呼唤》、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等，皆在桂林首度出版。桂林出版界还出版过许多当时在重庆不宜出版或发行的图书，如杂文家聂绀弩就写过一篇以当时桂林书店经营为题材的著名杂文《韩康的药店》。文章以故事新编的手法，写老实人韩康经营卖真药的药店，生意红火；西门庆西大官人经营卖假药的药店，生意萧条。西大官人遂凭势力顶替了韩康的药店，但由于经营的是假药，不久生意复变萧条。如此多次反复，西大官人甚至以韩康窝藏梁山泊匪盗的名义让韩康吃了官司，完全霸占了韩康的药店，结果，文章写道：
现在城里只有西门大官人的五家药店，十字街，东街，南街，西街，北街，每处一所。可是生意仍旧不佳，好像这城里的人，城外的人，离城不远的人们，都忽然一起不生病了；或者生病就宁可死掉，也不吃药了。
《韩康的药店》一文，取材于当时桂林出版业的真实事件，当时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相继被迫关门，当局在生活书店原址开办国防书店，结果，原来读者众多的生活书店变成国防书店后，门庭冷落，生意萧条。聂绀弩《韩康的药店》一文以药店之名写书店之实，以真药比喻好书，以假药比喻平庸的书、千篇一律的书，发表在当时桂林出版的杂文期刊《野草》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名篇。
剧戏城
桂林是广西的戏剧大市，曾获得过许多国家级戏剧大奖。2004年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成功推出，导致有专家提出桂林应该打造演艺之都的品牌。这个演艺之都指的是中国旅游演艺之都。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早在70年前，桂林已经成为中国抗战戏剧之城。
据1942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记载，1941年，桂林有三个平剧（京剧）院、两个桂剧院、一个湘剧院和一个粤剧院，平均每天观众在两万人左右。“华灯初上，各院均满坑满谷，坐满了人们，观赏台上的艺事，以谋精神上的调剂。”其时，国民大剧院是居桂林营业之冠的剧院，台柱刘筱衡为南方四大名旦之一，老生郑亦秋、武生周瑞华、小丑筱玉楼俱为一时之选。正阳路的高升剧院由金素秋、徐敏初、冬梅岩、马志宝、金兰香等开演平剧（京剧），也有许多观众。广西剧场主要演出的是桂剧，桂剧实验剧团人才济济，夜明珠谢玉君、庆丰年玉盈秋、小金凤尹羲、小飞燕方昭媛为当时桂剧第一流人物。
特别是话剧，在抗战期间的桂林曾经扮演了当时桂林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角之一。仅据《桂林文化大事记》的极其不完全的统计，1937年至1944年，桂林演出话剧剧目达359台，如果我们知道有些话剧演出的场次达到20场、30场甚至更多以上，那么，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当时的桂林文化城，应该是日日有话剧，周周有新话剧。
作为戏剧城的桂林文化城，演出的不仅有话剧，还有歌剧、舞剧、平剧（京剧）、桂剧、湘剧，此外，还有许多音乐会和歌舞表演。同样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4年，桂林演出歌剧12台、舞剧2台、平剧（京剧）214台、桂剧74台、湘剧25台、粤剧62台、傀儡戏9台，这对于今天的桂林，乃至整个广西，不啻为天文数字。
当时演出的话剧中有许多是抗战题材，如《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国家至上》《心防》《秋声赋》等，当然，除抗战题材剧之外，也有许多其他题材的话剧，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四大名剧，契诃夫的《求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托尔斯泰的《复活》、小仲马的《茶花女》等世界名剧都在桂林演出多场。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曾经在重庆演出并引起广泛争议的陈铨话剧《野玫瑰》，抗战胜利以后，在桂林由广西大学青年剧社等剧社搬上了桂林的戏剧舞台。
桂林文化城的高潮是以戏剧展演为表现形式的，这就是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西南剧展从1944年2月15日开始至5月19日结束，持续了90多天。这90多天，据唐国英女士统计，共演出了话剧26出、桂剧8出、平剧（京剧）9出、歌剧1出，此外还有马戏、傀儡戏、魔术、活报剧和歌舞表演。西南剧展既是桂林城的高潮，也可以说是桂林文化城的终结。因为，西南剧展期间，战火已经逼近桂林，西南剧展结束，桂林文化城也快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
行文至此，我想很简略地谈论一下文化在战争中的意义。
许多资料记载，在战争中，日本军队有意识地摧毁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比如，在天津，南开大学由于日军的轰炸和焚烧成为焦土；在南京，中央大学为日本空军圈定的轰炸目标；在长沙，敌机反复轰炸圣经学院，因为当时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驻扎在这里。日军为什么对中国的文化教育机构如此“关照”，就是想从精神上摧毁中国，想从情感上断绝中国，一言以蔽之，意欲在文化上征服中国。
战争是政治、经济、文化集中到军事上的对决。在这个殊死的对决中，不仅需要军事的实力，诸如军人的数量、武器的先进、粮草的充足，也需要军事的软实力，诸如军人的勇气、智慧和意志。有句话说得很好，文化是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放到这里，文化就是勇气、智慧和意志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桂林文化城的火炬游行，点燃的是中华民族大敌当前拼死一搏的勇气；桂林文化城的岩洞读书和书店街，是智慧的修炼和磨砺；而戏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既有感性的表现，又有理性的积淀，凝聚的是中华民族大敌当前万众一心的意志。桂林文化城，在当时，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所遭遇的最凶险战争中的文化大营救，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文脉在最凶险境遇中的文化大传承；在今天，则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意志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不能隔断的情感记忆，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亘古不绝。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