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塘村婚事-中国农网

　　事实上，作为计划生育最严格时期出生的一代，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村子里会有几十个老大不小的光棍。

　　今年正月十六这一天，广西桂林市临桂区会仙镇林塘村迎来了难得的热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了好一阵子，从村口到周树青家300多米的村道上铺了厚厚一层鞭炮屑，一片红。

　　大家突然发现，村里这些年怎么蹿出了那么多光棍！细算一下，27岁到40岁的有30个，40岁以上的19个。对于一个只有160多户650多人的村庄来说，这样的单身汉数量足以警示人们，必须尽快做出反应。

　　其实，早在几年前，林塘村，也即是我的家乡的人们就已经跟这个快速变化着的世界进行着各种沟通、协调和较量。可“战果”惨淡，3年来村里的喜事总共办了两桩，眼前谈着对象的小伙只有3个。

　　“妹仔都跑外面了，寡妇都成了‘红花女’。”看到村里好几个人到周家提亲，年长的村民忍不住念叨。

　　周家的情况比较特殊，3年前孩子因车祸去世，撇下了三十几岁的媳妇和孩子。这媳妇人好，在村里人缘不错。后来也不知是谁开了头，村里说媒的人就开始往周家跑。

　　“出了那样的事，也不好意思开口，伤心呢。可你掰手指头数数，这村里到年龄还没结的女孩子，有吗？一个也没有。这媳妇年轻，也不能总单着。”来提亲的人解释着。

　　林塘村的女孩都去哪儿了？提亲的人说，要么读书考出去城里落户，要么年纪轻轻就去城里打工嫁了人。因为自己家孩子年龄大了，也没少托人去周边村镇打听，情况与这边半斤八两。

　　“大都去了广州、东莞、深圳等地，一来工资比较高，二来同学、老乡多，有照应。有站服装厂、表壳厂、玩具厂流水线的，有做酒店、餐饮服务员的，还有做护工的，挣了钱自己攒着，也会寄一些回家给爹妈兄弟。”

　　“我们那个年代妹仔见识少，不是在家里就是在田里，外面的人也看不到。现在的‘花花世界’见多了，谁还愿意待在农村啊。”几个五六十岁的妇人家忿忿地说道，“女孩子喜欢城市，只要能留在城里，比她老爸年龄还大的人也嫁，有钱就行，村里再帅气的小伙她们也看不上。”

　　然而，这些话在姑娘们看来是十足的偏见。“农村姑娘嫁给城里有钱的土著其实很少，生活圈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有钱的男人管不住，我们还不一定嫁呢，关键还是看人是否可靠。”

　　“周围的姐妹嫁的一般是市区普通家庭，多数还是和农村出身的男孩子一起努力，在男方老家的城市或者县城买房安家，沿海地区的房价吓死人，买不起。至于有的人嫁给‘老头’，也许人家家里有什么困难，没办法而已。”

　　李艳是住在村东头的李顺友家的姑娘，初中毕业后去东莞打工，在一家表壳厂工作几年后升为领班，还介绍村里两个姑娘到她那上班，成为村里羡慕的“坐办公室的人”。她说，自己刚出去打工时，就是想多挣点钱帮家里，没想过以后要留在城市，可出去几年后，观念确实是变化了。

　　“过年回家，头几天很高兴，之后就觉得村里很无聊，只能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尤其晚上，乌漆墨黑、冷冷清清，只能听见狗叫。还是城市夜生活潇洒，可以去KTV唱歌、吃夜宵。”

　　除了喜好城市生活的多彩，姑娘们更看重城市资源的丰富和便利。“买点肉要跑几公里，有啥头疼脑热的，看病、买药急死人。哪比得上逛大超市，还有配送服务，网上下单送到家门口。”在广州一家服装厂上班5年的周洁，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

　　还有的女孩是不愿干农活，“从这个村嫁到另一个村，干的农活一个样。”离开家乡十几年的周秀娟在广州做过保姆，站过流水线，当过服务员，现在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谈恋爱，明年准备到惠州市买房结婚。“这年头，难道只有种地才有饭吃？干啥不行？”

　　比周秀娟小两岁的周玉芳，因为父母一贯“重男轻女”的行为和言语耿耿于怀，考上重点大学后，留在了武汉。“从小到大，弟弟吃的穿的，都比我好得多，最气人的是，父母总是说，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嘛，你弟弟也要念大学，你就早点工作吧。我就不爱听。农村有些家长还是挺偏心，我的高中同学就有为了弟弟而放弃念大学的，以后如果我生的是女儿，要让她享受城市里更好的教育资源，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村里的女孩们陆陆续续离开了家乡，奔赴城市，留下了一茬茬年龄参差不齐的男青年们。时间一长，婚事成了林塘村有男孩人家的愁事。

　　“上门做女婿也行，反正一个村里，可以两边照看老人。”冬日里，上门提亲的人拎着几瓶桂林三花酒，上了周家门。堂屋里，抽着烟喝着茶，好言好语，希望能磨出个结果来。

　　4月，我回村里扫墓，碰见了6年没见面的周子祥。我们年龄相仿，一同念完小学和初中，后来都考上大学走出了农村，关系上比较亲近。于是，受邀到他家吃饭。但是，接下来的场面相当尴尬。

　　“公鸡长大了都知道打鸣，你那么大的人，连个老婆都讨不回来，光知道做事有什么用，挑个山回来都碍眼！”周裕生当着众多亲戚好友的面，没有给他35岁的独子周子祥面子，“30岁之前，是你挑人家，30岁之后，是人家挑你！”

　　“叔，你这样说我咋整？我马上就36岁呢！别急，子祥肯定讨得到老婆。”觉得气氛有点不对了，我和几个一起来的兄弟赶忙打岔。

　　趁着老人们沉默的机会，我们赶紧逃到了隔壁房间，紧绷着的精神立马松了下来。外面的老人们又开始挠头叹气，拨弄着茶水炉，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周子祥对我说，只要他回来，这样的“戏码”保准儿会上演，他已听了好几年，不想再听了。“有什么办法？他们着急，我也着急，着急有啥用？”

　　2008年，22岁的周子祥大学毕业，先是到东莞一家玩具厂上班，厂里女孩多，找女朋友挺容易。1年后他就和一个同事谈起恋爱，后来双方觉得性情不合就分开了。之后3年一直单着。

　　2013年，周子祥被父亲劝说，回到桂林一家橡胶厂工作。一开始相安无事，孩子离家近，父母也挺高兴。两年后，见儿子一直没谈恋爱，老人终于着急了起来，从温和地暗示、严肃地提醒、变成了愤怒地训斥。

　　闷闷地喝完一杯茶后，周子祥说，这几年同学聚会他都不乐意参加，原来班里的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都结婚了，好几个娃儿都俩了，自己也是读过大学的，觉得抬不起头来。

　　与村里很多单身青年一样，周子祥也是人们眼中的“老实人”，与女孩接触时比较拘谨。这几年虽然积极追求过几个女孩子，但交往不深，“有的连分手环节都没有”，就慢慢不联系了，远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除了亲戚好友介绍，这几年周子祥还参加了一些企业间的联谊活动，最开始觉得挺新鲜，一张联系名单上百号人，线上做游戏，线下自己联系。参加过两次后就不抱期待了。“加了几个人，都分不清是哪个，和网友差不多，几天后相互都不理睬了。”

　　周子祥说，他过30岁生日那天特别失落、伤感。因为那一天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惧，在农村过了30岁，就意味着进入婚恋市场的底层，竞争力大幅降低。再这么下去，真的有可能一辈子单着。

　　在那以前，他从来就没想过以后有可能会娶不上媳妇这件事。他内向、腼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工作干得普普通通，但是也很认线岁生日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有闹心的事儿不？”我问道。

　　“我搬出去住了。”周子祥说，与父亲的冲突愈发严重，家里实在待不住了，在自己的出租屋里，情绪要平静很多，“不过，父亲的话也有一定道理。有些人确实能说会道，讨女孩喜欢，年轻时其实可以训练一下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等到年龄大了，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很现实、很着急，哪有那么多时间了解你。找年龄小的吧，彼此价值观不一样，沟通很困难。自己觉悟太晚，如今陷入被动。”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抽着烟。远处的会仙工业园灯火通明，车马喧嚣，与林塘村静谧笼罩的夜晚形成对比，好像某种隐喻，让人一时有点不太适应。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林塘村不偏远，不闭塞，也不贫穷。这几年，城市文明的触角以惊人的速度伸到了这里。3公里外，会仙工业园进驻了40多家工厂，桂林雁山大学城陆续有7所院校6万多师生搬到了这里。村民农闲时在会仙工业园打工，或者在大学城附近做点小生意，每个月能挣4000多元。

　　村里的主要产业是种植葛根和柑橘。这几年葛根销路不错，村里大部分人都扩大了种植规模，有30多户还跑到其他村租地种，行情好时每亩纯收入七八千元，差时每亩也能挣三四千元，不少农户单种植葛根年收入就有10万元左右。因而，村里每家基本上都建了2-3层的新房，6成以上家庭购买了汽车。

　　但这些似乎与年轻人关系不大。大部分“90后”并不积极参与农事，通常也不去“都是大叔大妈”的工业园上班，而是去桂林市区打工，家里也支持他们这么做，“因为这样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多一些”。不过，囿于低学历、无技艺，他们在桂林市打工并不稳定，三四千元的工资甚至抵不上自己的日常开销，生活费偶尔还得伸手问父母要。

　　去沿海地区打工的比较少，挣钱的“苦力活”，他们或者干不了，或者不愿意干。干“巧力活”又没有优势，比不过一般女孩子，花销却比较大，回家过年的时候，余不下几个钱。折腾几年后，出远门的越来越少。

　　小伙子们又说，回来还是不回来，其实都是特别痛苦的选择。他们对于家庭负有更大的义务，留在老家的父母老了需要照顾，如果在城市不能扎稳脚跟就将老人带出去，还不如回到家乡更加合适。

　　“现在大家都很现实，有一次媒婆上来就问妈，你多大岁数了？家里什么情况，一个月能挣多少？城里有房不？直截了当。问你岁数，还得看身份证。拿出来一看，40岁了，媒婆那脸上立马就不好看了。”

　　但是在周子祥看来，这只是拒绝与“不懂恋爱”的人恋爱的托辞而已，因为他知道有几个同事婚前也没房没车，女朋友愿意租房过渡，之后两人凑钱买房。

　　与很多年长的村民一样，周裕生对城市生活的畏惧，也阻碍着他们进城的步伐。到银行取钱，不会操作自助取票机，又不好意思问陌生人。满大街都是移动支付，密码经常搞忘记。最难克服的是人际关系上的疏离感，“左邻右里完全没热乎劲，而且，有的城里人明显看不起乡下人，自己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没意思得很。”

　　在城里的女婿家待过一段时间的周春息说：“养老还是要在村里才舒坦，在城里，出门一个不认识，只能闻汽车的臭屁，不出门吧，整天待在鸟笼一样的房子里，早晚被憋死。”

　　2015年的时候，有9户村民会仙工业园旁边建了房，都是3到5层的小楼，上下水一应俱全，跟普通的城市小区没什么区别，但是大部分村民还是住在村子里。如今大部分房子都空在那里，只有我们家搬了进去。

　　除此之外，很多村民更担心房贷断供问题。“这几年葛根是挣了些钱，谁能保证以后稳赚？七八年前柑橘好卖，一窝蜂种，这两年你看看，便宜得都不愿意摘果子了，任由它烂在树上，有人亏了不少钱呢。”

　　“出个二三十万元的首付没问题，可是过几年我们这些老头子干不动了，就没法支持他了，（他）工资才4000多元，怎么养家？怎么给我们养老？在村里这些就不是难题，乡里乡亲多少会有些照应。”

　　“桂林市区偏一点的地段，一套房全款也要六七十万元，中心区的普通房子，随便就过100万元，谁家一下能拿得起？再说几十万元的房子就那么一丁点大，划不来，村里都可以建3层楼了。”

　　父母执意不肯去城里，女孩儿们又向往着城市生活。承担着养老责任的男青年们掉在了夹缝当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不过，据说有几户人家今年年底还是准备“咬牙都要买一套”桂林的房子，“不然，儿子年龄再大一些，更难讨老婆，总不能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吧。”

　　老一辈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全村只有两个单身汉。1981-1982这两年最热闹，结婚的人近30对。那时，男方给女方下彩礼流行4个“8”：80斤米、80斤肉、8套衣服、80元钱。经济条件差些的家庭，就4个“6”。到了1989年，变为“三转一响”：单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这些彩礼在当时不算少，但是问亲戚好友借点钱，可以应付，而且周边农村普遍都穷，有些女方并不计较彩礼的多寡，有几床新棉被也行。

　　“3年前，彩礼钱是两万元，今年是五六万元，也有要十几万元的。”周树青说，他结婚时彩礼给了六万六千元，在当地算是中等水平。

　　“限制？怎么限制？妹仔那么少，你给的彩礼少，别人给得多，你怎么讨得到老婆？如果能讨到老婆，一些有钱的家庭愿意给20万元。”周树青说，尤其是那些年龄大的光棍的父母，一定竭尽全力促成这件事，毕竟还想有生之年抱上孙子。

　　如今，伴随着彩礼的飙升，打给媒人的“红包”也水涨船高。媒人组一个饭局让双方见面，男方埋单，还要给媒人500元左右，给女方“见面礼”600元至1000元。如果谈成了、结婚了，男方再给媒人两万元以上。村里的最高纪录是打了5万元。

　　巨额的资金，严峻的“供需关系”，以及“绝后”的恐惧迫使一些村民乱了方寸，也给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骗子往往“兵分两路”，一路到村里给光棍说媒，并了解其家庭情况，一路去物色愿意搭伙的女孩。准备妥当后，组饭局，收“红包”和“见面礼”。饭后，人影儿都没有了。

　　“到村里说媒的人有两个，女的那边有她‘老爸’‘哥哥’‘舅舅’，一次见面下来，花了4000多块。”一个村民说，当时真看不出有啥不对劲，之后就联系不到人了。

　　6年前，村里有个单身汉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认识的人，说是可以给他做媒，双方见面后都觉得挺满意，彩礼钱花了两万元，媒人的介绍费给了5000元。很快，又是摆席又是买东西，钱花出去四五万元。结婚后女孩要回娘家拜见尊长。过了几天后，给那边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这才知道是上当了。

　　以前村里并不会依靠外来的媒人，大多是亲戚或者熟识的村民从中牵线搭桥，对男女双方家庭也知根知底。人们答谢媒人的方式，只需象征性地意思一下，即“男三女四”（男方给媒人3斤猪肉，女方给媒人4斤猪肉），媒人不看重这些物质上的感谢，更乐得一个之美的名声。如今，邻近村镇的适龄未婚女孩找不到了，去更远的地方已经超出了她们的能力范围，这类媒人也就逐渐淡出视野。

　　“起初也不信。那个看相人说自己是湖南邵阳那边过来的，当他把我们家里三代人的情况基本都算准了后，我们俩就信了，每人给了他660元，批命、画符后，说一年内会遇到好姻缘。”

　　“黑心眼子的人啊，防不胜防。”一提到骗子媒人这茬事儿，总是招来一阵咒骂，“这些人哪里是媒人，是吃狗屎的！”

　　一些学者指出，婚姻迁移的一般规律是女性的“梯级迁移”，即“上迁婚”：女性总是要选择比自己条件好的男性为婚姻对象。相比于农村姑娘在城市找到条件好的男子，农村男子遇到比自己条件差的女人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几乎已经处于最底层。

　　事实上，作为计划生育最严格时期出生的一代，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村子里会有几十个老大不小的光棍。

　　以前，林塘村老一辈家境不好的人，即使在同村或附近村镇讨不到老婆，但是可以娶龙胜、三江等山区更穷苦的女孩，现在，这种相对地区优势已没有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流动，连土地也在流动，山区的穷苦人完全可以直接到城市务工，去争取更多的机会。

　　失衡的性别比加上滚滚而来的外出打工潮，共同塑造了今天林塘村适龄未婚女孩稀缺、光棍数量骤增的“刚性结构”。一个村子里男性青年的婚姻困境由此形成。

　　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或许是城市文化与农耕文化在中国乡村的博弈中，前者占据了显著优势。即使这些低学历、无技艺的光棍不再固守土地，携老挈幼去城市打拼，同等条件下的农村年轻女性在当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最大的城市就业结构（社会劳动力分配结构）中，都比他们更有优势。而如果他们选择在城市里做“苦力”，挣的钱就算比很多农村年轻女性多一些，但是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干农活”而已，很难积累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具备吸引年轻女性的城市文化熏陶下的“魅力”。

　　目前看来，林塘村未婚男青年多半没有能力扎根城市，也没能吸引到在城里打工的农村女孩，争取父辈的财力支持还要等到其观念转变。虽然处境尴尬，但是眼前又没有可行性长远计划。很多人的想法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买一部车，到市区‘跑滴滴’也比在村里干耗着强。”回到老家的村子里，年轻人和中老年人一样沉醉在各自喜欢的抖音短视频里，暂时掩盖着生活中各种矛盾和冲突。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也许是这个被婚恋窘境围困的乡村的出路。然而，会仙工业园和桂林雁山大学城在附近进驻多年，虽然拉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却远远谈不上“城乡融合发展”，它们的外形是城市的，可身在其中的人们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乡村的。

　　这也印证了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费尔丁·奥格本提出的“文化滞后”理论：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造成社会问题，而且，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