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①丨冯俏彬：从三个维度审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智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①丨冯俏彬：从三个维度审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火星引力作品 在当今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改革调动起全国人民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蓬勃力量，更需要尽快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使各种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

在当今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改革调动起全国人民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蓬勃力量，更需要尽快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使各种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从而为顺利完成2021年工作任务和“十四五”规划目标创造条件。

冯俏彬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我国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实现了“V型”复苏。根据各方面的预计，2020年我国GDP大约增长2%，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展望2021年，我们要上下齐心，艰苦奋斗，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如何理解“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2021年我国经济将大概率回归正常。所谓“正常”，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

一是重新回到受疫情冲击之前2019年的状态。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6.1%。记得当年年底，经济学界曾围绕2020年我国经济该不该“保6”，有过一番激烈争论。但2020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济运行随之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时期，一季度经济增长为-6.8%，系改革开放以来之所未见。随着疫情基本过去，2021年我国经济有希望重新回归到2019年的状态。

二是重新回到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附近。一般认为，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在2010年前后已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期。根据有关预测，未来5年我国经济增速大约在5%-5.5%。这两个基点可以作为理解2021年“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数量参照。

必须同时指出，当谈到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时，还可以有“高”“低”两个维度的考量。其一，要防止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过低，这是很多方面都认识到的，毋庸赘言。其二，要避免2021年我国经济“虚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际机构先后发布了对2021年我国经济的预测，比如IMF预测我国经济2021年将会达到8.9%，世界银行预测为7.9%，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的预测也都在8%-9%。坦率地讲，由于2020年的基数过低，2021年我国的确有可能取得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是速度过高不一定是好事，相反有可能冲淡这些年来努力倡导的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宝贵意识，放缓因应对疫情而发动起来的全社会转型升级的行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重新回到“高速度”的情结当中。对此我们并不乐见。

为什么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展望2021年，尽管世界局势出现了一些向好的变化，比如美国拜登政府即将就任、英国脱欧协议基本达成、RCEP协议成功签订、中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有望在今年年底原则性达成等，这些都给充满阴霾的2020年带来了向好的曙光。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正式开启，其加速演变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大国竞争博弈的格局没有改变、多极化世界逐渐形成的态势没有改变、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也没有改变。另外，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还没有完全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恢复过来，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靠，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或有反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在展望2021年前景时，仍然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做好自己的事、稳住我国经济自身的基本盘、保持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态势，既是我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也是保护好自己的唯一之道。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随着经济运行渐回常态，一些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有可能在2021年重现。2015年以来，我国启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意图是要解决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通过5年多来的努力，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仍然存在，还有一些问题在疫情期间可能有所放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渐渐消退，我国经济将重新回到原有的轨道，结构性问题就会重新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将为我国重新回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创造有利条件。

怎样“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为此宏观政策不急转弯，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要继续保持积极。一方面，财政赤字率、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常规工具仍然要保持一定的扩张态势，但随着疫情冲击的渐渐消退，一些在抗疫期间出台的特殊政策，比如抗疫特别国债就要停止并退出，各类临时性的救助政策也应当逐渐退出。但是已经出台的扶持小微的财税政策中，有一些行之有效、社会反响很好的部分，可以考虑适当留下。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要保持适当的支出强度，为重大战略任务和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支持。要继续增加财政性投资支出，但是投资方向应主要转向那些关系全局、未来的重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增加公共消费方面的支出，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短板，为激发内需创造更好条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政府债务率有所上升的背景下，2021年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可持续性，一般债务、专项债务在保持总量的前提下，要重点在主体、结构、方向、方式、效益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

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相对于财政政策的长期性和结构调整优势而言，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一方面，要因应国内外环境和经济发展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对货币总量进行灵活调整和相机抉择，需要增加就增加，需要回调就回调。另一方面，提高针对性，“精准”增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广大中小微民营企业等的“靶向”金融支持，夯实我国经济增长基础。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在我国宏观政策框架中，一直将就业政策置于重要的位置。2021年，稳定和扩大就业仍然是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主要出发点，不仅要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数量，还要针对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进行帮扶，并适应新经济、新业态发展需要，加快完善促进新形态就业的相关政策，为经济社会稳定托好底。

第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的论断，是因应我国经济社会的环境变化、阶段变化、比较优势变化而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就比较优势而言，当下我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是无与伦比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我们通常用五组数据来说明我国市场之大：14亿人口、9亿劳动力、4亿中等收入群体、1.7亿高素质劳动者、1.3亿市场主体。在当前国际经济衰退、外需相对趋弱的情况下，这一大市场的潜力和吸引力正在加速展现，并成为全世界资金和企业争抢的高地。我们自己当然也要用好这一大市场。不过，我国仍须积极参与到RCEP、CPTPP等重大区域合作计划当中去，通过内需和外需、内部和外部、国内和国际之间的相互促进，加快形成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格局。

第三，协调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线是不断增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一方面，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要加快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步伐，推动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全面爆发，以新的供给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社会的数字化应用按下了“加速键”，网络购物、视频会议等各类线上活动飞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未来的经济“蓝海”，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机会，目前还只显露了冰山一角，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具备世界领先优势。要利用好宝贵的时间窗口，加快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赢得先机和优势。

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在新形势下，内需将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要加快消费升级的步伐，满足已解决“有无”、但个性化需求更加丰富的这一部分人群的新型消费需求。要取消、改进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居民能消费、愿消费的环境。要重视发挥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提高就业的数量与质量等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税制改革、提高教育水准、提高社会流动性、破除劳动力迁移障碍、促进充分就业等一系列改革，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四，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通过制度改革来释放社会活力、打开经济增长的空间，是我国面对困难、加快发展的关键一招。当前，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市场，关键是要继续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数据等生产要素始终存在着流动不畅、运行受阻、效率不高等问题。究其原因，多数情况下都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有关。比如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科技成果的产权认定不清、激励不足、保护不到位以及缺乏“中介人”等问题。在当今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改革调动起全国人民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蓬勃力量，更需要尽快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使各种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从而为顺利完成2021年工作任务和“十四五”规划目标创造条件。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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