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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独生代特别报道!一本难念的“育儿经”

80后、90后独生子女,从出生开始就是在被“打量”的目光中长大。

现在,这群独生子女集体进入养育子女的阶段,人们担忧的目光又转移到为人父母的独一代身上。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统计显示,2010年前后,桂林出现了一波生育高峰。尽管绝对数量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的是,这些新生儿的父母大都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

当这些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多数人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他们大多在父母的过度呵护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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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育儿,他们首先要经历严峻的经济考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调研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根据广西人才网今年4月发布的全区薪酬报告,桂林人去年的平均月薪为5100元,要攒足一个孩子的费用,需要两位父母2年不吃不喝。

住在中隐路一小区的80后母亲蔡青青说,一个孩子每个月单奶粉钱就要达到上千元、纸尿裤300元、辅食200元……她和丈夫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勉强够用。

另一方面,让老年人帮助育儿成为了桂林年轻父母普遍采纳的方式。

如此三代同堂,其中两代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有助于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

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从孩子出生,蔡青青就一直在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她和婆婆的关系一直很好,可是真的要长期相处,是另外一回事。

第一场家庭“斗争”,源于孩子 10个月后是否还要母乳喂养。最终,蔡青青坚持了自己的决定。而婆婆担心孩子身体变弱,哭了一宿。

孩子一岁以后,公公婆婆每天絮叨的事情就是孩子体重、身高不达标,拉着孩子吃这个、补那个。蔡青青却不以为然,她只觉得孩子健康就行,和长辈之间又没少吵架。

三代同堂,不同的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甚至表达方式,都会构成摩擦,让独生代家庭育儿的焦虑升温。

望子成龙的现实尴尬

只有一个孩子,能不望子成龙吗?

作为“独一代”的中年父母们小时享受“小皇帝”般的待遇,长大独自打拼也吃遍了社会的苦,自然期待着自己的“独二代”少走一些弯路。

首先背上“孩奴”一词的,指的就是这一代父母。他们往往倾尽所有精力,只希望孩子不要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

每个阳光充裕的周末,“85后”妈妈李晴都会 自动转为“ 育儿频道”,两年来都是如此。

星期六早上,她要带着5岁的孩子从临桂开车到市中心,让孩子在老师的工作室上电子琴课,中午在市区的奶奶家睡一个半小时午觉,下午孩子到私教继续上绘画课,不上绘画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接受两个小时的跆拳道训练。周日上午一般是到王城一个少儿篮球训练班打篮球,下午还有围棋课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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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都认为李晴给孩子周末安排的早教课程太多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

站在一个西方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育儿焦虑的源头就是亲子之爱。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现代育儿心经》一文中谈到,其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孩子随时会受伤的幻觉,以及自己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

这种原本美好的情感随着家庭经济能力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

桂林另一位“80后”父亲刘先生打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就给孩子定下了艺术出国的路径。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每天都压着7岁的孩子练小提琴,不断地训练、考级,等孩子大了让他在国内继续拜师学艺,直至能去国外学习,最后能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

无论是刘先生还是李晴都认为,这些训练课程并非功利的应试,而是针对孩子的特性。但《现代育儿心经》作者凯蒂却认为,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

巧的是,李晴和刘先生都符合这些条件:本身都是独生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房有车有存款,而且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在理论研究中最易引发育儿焦虑的中产独子家庭。

育儿链条上资源紧缺

能查阅到的有关数据显示,至2015年,桂林“单独家庭”就有1.4万个。根据统计,这些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妻,年龄多在20岁至32岁之间,这些独生代父母,往往会对孩子的安全、健康过度担心迸发出负面情绪,最让他们心理压力大的是有心培养孩子而又力所不及,或是接受激烈的竞争甚至是盲从于攀比。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社会结构和资源分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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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赵慧是桂林人,2014年怀孕。建档首选是市内另一所大型医院,负有盛名但离家远。但好处是建档之后床位有保障,只需按部就班。这样出名的医院,挂号难是一个常识,不过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我早晨5点半到医院产科排队,没想到前面已经有20多人了。”尽管如此,赵慧还是庆幸,因为这家医院每天产科只有50个号。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

赵慧在2017年一度想放弃给孩子上公立幼儿园的念头,而选择一所每学期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这样的选择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难免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

赵慧说,父母告诉她,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而且收费低廉。

“等孩子上了小学,别人孩子的兴趣班、夏令营、私教,这不都得硬着头皮上吗,如果上不了,我会觉得自己无能,更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小慧说道。

因此,为让孩子上优质幼儿园挤破头,为让孩子上好的小学花大价钱购买学区房……这些都成为了独生代家庭育儿焦虑症的核心,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独生代父母们只好拿着自己仅有的积蓄,搭上拼命挤出来的时间,在有限的自我和社会资源中闪转腾挪,力争为自己的下一代赢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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