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与被贬低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新问题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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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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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村改居社区研究倾向于认为，村改居社区是一种必将转变为所谓城市社区的过渡型社区。这种对“过渡性”的强调实则基于农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落后和进步等一系列二元论和线性进化论思维，将村改居社区视为从乡村转型为城市的暂时状态，倾向于贬低乡村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进而关注如何促成从村民到城市市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转变。在具体社区管理和建设中，简单化视角进一步使得社区管理者缺乏对居民日常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和同情，忽视地方性文化与集体记忆的重要价值。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应该超越“乡村-城市”的二元论和进化论，基于结构两重性视角思考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区转型的可动员资源，而非结构性约束，进而尝试培育具有地方性的新型城市社区文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产生一种伴生现象，大量“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社区经历着“撤村并居”，不断从乡村向城市社区转型，形成所谓的村改居社区。已有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村改居社区“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过渡状态，将其界定为从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渡型社区”[1][2]、“转型社区”[3]或“第三社区”[4]，指出村改居社区面临着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素质和公共服务等问题[5][6][7]。毫无疑问的是，研究者通常具有某种共识，即“‘过渡型社区并非成熟的社区形态，而是要向城市社区转变，最终成为成熟的城市社区形态”[8]。这种话语无疑是在一种线性进化论视角下将村改居社区视为处于从乡村向城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一种暂时的和过渡的状态，强调转型过程中应该如何走出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但是，当外在结构和资源约束问题已经悄然之间发生改变时，另一种更为隐而不彰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在对昆山一个村改居的调查中，我们所获得一些启示却是，当资源约束不再是村改居社区的问题，地方精英却倾向于将村改居社区居民视为有待被启蒙或教育进而转变为城市市民的对象，这种对传统和乡村社会资本的傲慢与偏见成为阻碍进一步社区建设的思维困境。本文试图提示的是，并不能简单视村改居社区为一种过渡状态，应该基于传统文化与社会资本来培育新型“城市共同体”。

　　D镇以湖得名，辖11个行政村、6个社区居委会;户籍人口25万，外来人口51万，合计76万人①。1994年，D镇被国务院列入《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成为中国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示范镇，此后又先后获得“国家卫生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江苏省园林小城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戏曲）之乡”“国家园林城镇”等称号。D镇天然的湖资源营造了优美的人居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沉淀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全镇居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公共交通、餐饮商业等服务性设施健全，以戏曲为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非常丰富。

　　本次调查的D镇公园社区归属D镇社区居委会管辖，作为D镇最大的动迁小区，D镇公园社区（后文统一称为D社区）规划建有4个动迁安置小区。2013年底，有2个小区完成交房，仅2014年交付的小区就涉及9个自然村的居民安置。最后的安置小区在2015年春季交房。

　　小区配套设施日趋完善，1万多平方米的市民活动中心包含日间照料中心、棋牌室、戏曲室、健身房等社区服务功能设施。学校、超市、体育公园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跟进，让居民拥有功能基本完善的居住环境。

　　除形成良好的物理环境之外，结合D镇实际情况，居委会也在思考将整合部门职能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切入点，将维护基层稳定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落脚点，将化解社会矛盾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着力点，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社区管理服务的根本点，并推出了“12365”工作制度、“2+X”社区共建理事会机制和“二三二”社区管理服务工作模式。

　　“12365”工作制度以“1年、12个月、365天，时时处处为社区居民提供快速、便捷、精细化服务”为理念。“2+X”社区共建理事会机制

　　遵循“共建共管、共治共享”的理念，以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为管理主体，公安、、控违等相关部门和各大行政村共同组成，具体形成“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各行政村+相关职能部门”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以此来推动社区的建设发展。这些制度经验、社区的种种措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也确实得到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居民的认可。

　　根据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居委会也有各种便民措施。该社区还以老年人为重点，推出社区助老亲情行动，打造“康乐寿”社区助老服务品牌。该社区为老人提供一日三餐配送服务，解决了老人的用餐难题和子女的后顾之忧。这项举措得到了老人的子女以及一些社区居民的高度评价。2014年，该社区还成功举办首届“孝老文化节”，以“探寻照护秘方聚焦寿星身边照料人弘扬孝老文化”为主题，围绕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等内容，开展“让爱传承——孝老志愿服务亲情行动”，举办“孝老爱亲”主题道德讲堂、“魅力夕阳红——老年人风采展示”和“孝行感召孝心传递——孝老文化主题活动”等一系列活动，力图将孝德文化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

　　基于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非常规变迁。这种城市化不是城市长期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个压缩式快速推进和规划的产物，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转型[3]，其结果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复杂空间实践。村改居社区具有一般城市社区的基本结构、物质环境和主要特性，但是作为城市化过程中规划的产物，也衍生出难以自我调适的大量问题。

　　就村改居社区而言，无论是管理，还是居民身份，都已经被纳入城市街道统一管理体制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社区的形成是基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转轨，在从乡村转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同时，它仍然保有传统农村社区的诸多特点，表现为城市和乡村元素相互交织。

　　在这个物理环境意义上的城市社区中，一些居民的思维方式和传统农民的思维方式并无多大不同。在调查中，一位60多岁的阿姨提及，她觉得社区里的花园并无多大用处，还不如把花都拔了，种点儿菜比较好，至少那还能吃。在她看来，花园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曾经向我们抱怨过，漂亮的花园和绿化并没有得到居民的普遍认可。这当然与农民的土地本位观念有关，其实用主义倾向决定了农民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价值，并没有觉得是在破坏公共空间[9]。

　　同时，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体制也略有微词。居民反映，经常发生去居委会不知道找谁和工作人员“互相扯皮”的情况。有的居民认为，有时候去反映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感觉还不如农村好。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基本上都曾经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在这个意义上，居委会与村委会的区别是，前者具有明显的科层机构性质，而后者更多地保留着乡土熟人社会的逻辑。村民所熟悉的熟人社会的逻辑被科层机构所替代，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与经验在全新的科层机构系统里丧失了有效性。这也造成他们对新生活环境非常不适应。

　　居住环境的彻底变化也造成交往方面的不适。原来村庄的空间结构和生活方式非常方便社区居民彼此交流与往来，因此他们还无法迅速习惯从开放式的农村居住空间到封闭的城市独门独户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人日常交往的仍然是“以前村里那些人”，和现在小区里的人没有什么交往。他们觉得，住进社区以后还是和以前一样，交往的范围并没有扩大。但是，由于居住格局的变化，居民之间相互串门的次数减少。有研究已经表明，居住空间的变化确实对居民社会关系产生影响[10]。村改居社区住房样式可能不利于居民的社会交往，公共空间的陌生感和城市空间的立体化减少了交往意愿，社会网络遭到破坏。这些空间的生产与变化既引导和规训村改居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治理问题[9]。例如，对缴纳物业费问题，居民就颇有微词。此前住在农村的时候，根本没有物业费这一说，但在上楼之后，却需要按时缴纳物业管理费用，对此居民有些不理解。除此之外，居民仍然保留着原来的一些乡土民俗，如在社区里办婚礼的一系列仪式。小区中心有一座二层楼建筑，一楼大厅经常被作为婚宴场所。因此，D社区确实像很多村改居研究者说的那样，保持着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即融合城市与乡村的混合样态。尽管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居民的生活方式、习惯和观念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延续性。

　　所谓“复杂社区”，最初强调的是社区内治理主体的复杂性，即由商业化的物业、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业委会以及各种其他社区组织）形成的复杂社区关系[11][12]。本文使用“复杂社区”这个概念则试图强调的是，村改居社区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迅速从倾向于同质化的熟人共同体转向一种来源和性质多元的复杂人群共同体。在D社区居民入住后，随着大量通过市场方式购买住房的市民以及大量在D镇打工的外来人口的进入，其人口结构更为复杂，流动性也比较强。当然，这种复杂人口构成也是大多数村改居社区的共有特征，即流动人口的比重大[13]，这也造成了社区人口结构复杂化和文化异质化[2]。

　　调查中，根据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反映，外来租户大概为1/5左右，甚至有住户认为约有一半居民为外来租户。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之间缺乏互动，外来租户也普遍反映，他们很少与本地人聊天或者联系，不过外来租户之间往往有很多交往。本地居民在平时都是使用方言交流，日常社区的主要成员多为原住民，且较为年长，只有少部分能听懂但不会说普通话;而外来租户的地域和语言差异非常大，普通话水平远远高于本地人。最终，语言和文化差异使得本地居民和外来租户联系较少。但是，本地区工厂和外资企业较多，因而本地外来租户占有较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此安家落户，这都使得常态下本地居住人口的结构非常复杂。

　　和其他村改居社区研究的发现相似，随着外来人员的日益增加，D社区中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也出现倒挂现象。与传统社区相比，村改居社区大量具有流动性的外来人口会使社区居民交往割裂。社区内部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同地域的外地人之间界限分明，进而造成社区公共空间的紧张和生活共同体意义的缺失[5]。居民之间缺乏交往也导致社区的安全隐患，反过来这种安全隐患使得社区居民更加不敢与外来人口多交流。这种区隔不只存在于原住民、购买住房的市民和外来租户之间，甚至社区工作人员也倾向于将外来人口仅仅看作是流动的人群，而不是社区居民。这种来自于“官方”的立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本地人和外来居民之间的隔阂，不利于社区居民的交往和社区意识的形成。

　　生活方式与习惯的惯性表现出来的城乡混合样态以及人口结构的复杂性造成的治理难题已经为很多学者所重视。除此之外，实际上另外一个明显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城市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的乡土关系逻辑形成的矛盾以及前者拥有的权威对乡土生活的贬低。D社区的复杂情况造就了居民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彼此的不了解以及缺乏认同，也来自于两种不同逻辑之间的抵牾。我们可以尝试通过社区里发生的两个事件呈现这种张力。

　　社区工作人员最初向我们抱怨，居民不理解他们的工作。居委会主任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居民抱怨“树太多了”。按照社区工作人员的叙事，社区的绿化面积和设计比一般城市社区要出色，但居民非常不理解城市生活的逻辑，也不理解社区工作人员为社区提供美好环境的初心。我们通过简单观察可以确认，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这种评价反映了基本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下，居民向居委会抱怨“树太多了”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根据工作人员的叙述，甚至发生过居民试图用热水浇死楼下树木的事情。工作人员抱怨的另外一件事是居民在窗户上晾晒被褥，非常影响社区形象。居委会主任觉得，这么好的社区环境里，居民在窗户上晾晒被褥，“五颜六色的”，与社区整体氛围不符，“看上去不好看”。此外，还有工作人员抱怨小区内理发店和小超市造成的混乱给管理带来不便。围绕这些事，居委会与居民之间难以达成一致。这也可以被视为双方关系及矛盾的典型场景。

　　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向我们讲述类似的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时，表达的是一种无法理解以及对居民无法摆脱“农民”和“农村”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苦恼，好像这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文明化过程中的“成长的烦恼”。当然，这种线性进化论不是只存在于普通人的理念之中，实际上也深深内嵌于社会学经典理论之中。承袭启蒙运动，从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普遍具有一种线性进化论的预期，这充分体现在社会学经典理论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诸多演化式论断中。这种线性进化思维和斯科特所分析的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倾向于认为，过去是进步的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它们都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巨大进步的视觉形象，都容易让人们从一种未来视野贬低传统和历史，忽视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及其具有的现代意义。因此，这种社区内部的紧张至少部分地源于国家的视角本身的内在矛盾。

　　很多研究都表明，在村改居社区的转轨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如社区工作者素质、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问题等[14]。但是，现在这些外在结构约束问题已经有所缓解。至少就我们调查的D社区而言，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比较完善，甚至社区环境和基础设施比普通城市社区还要优越。大多数村改居社区居委会通常是由村委会直接转化而来的[13];相对而言，D社区工作人员则不再由原来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承担，部分工作人员接受过中等甚至高等教育，具有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和经验。这和过去大多数的村改居社区工作人员结构有很大区别。因此，在D社区里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也不是主要问题，他们的某种意识和观念层面的问题才是需要解决和改变的关键。

　　对于社区而言，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居民视角有所不同。社区工作人员持有一种极端现代主义的立场，或者斯科特所说的“国家的视角”。所谓国家的视角，即“简单化和清晰化”视角，是一种“管道式视野”，通过只关注有助于使视野中心的现象更清晰、更容易度量和计算的少数特征，得到总体和概括的结论，形成简化的知识，进而使得操纵和控制这些事实成为可能[15]（p.3）。这种实用主义的逻辑被广泛运用于一切国家的管理与控制事务之中，如科学林业、土地制度、度量的统一、城市规划和对人口的管理等。“简单化”过程是国家机器的内在需求，最终其制造出的标准化事实和知识使控制者仅可以从整体进行概括观察，当然也就失去了对复杂事实多样性的认识能力[15]（pp.104-107）。

　　这体现在工作人员抱怨居民在室外晾晒被褥、无法理解居民对绿化率的不满等方面。工作人员重点讲述居民对绿化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因为绿化率不够高，而是抱怨树种得太多。从表面上看，这种抱怨是基于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但是经过调查了解，我们似乎可以对这种抱怨有另一种解读。如果从真正的日常生活视角出发，居民们上楼以后，原有房屋面积减少，传统院落消失，对阳光的需要显得更加迫切。但小区建设过程中，在临近居民楼和窗口的地方种上了很多大型树木。小区里，一楼居住的大多为老人，本身对阳光需求很大，大型树木会遮蔽一楼的光线，居民必然对此有所不满。

　　绿化是一件利民的好事，但必须基于居民生活的真正需要来处理绿化问题，而不是仅仅从绿化率这个标准化和抽象化的数据体现服务的质量。标准化的绿化率数据可以成为官僚制度重复使用的信息，也可以使得“局外人”（包括上级部门和媒体）轻易地观察这个样板式安置区工作人员和设计者的工作业绩。但是，这种抽象的简单化信息无法体现，也容易忽略社区居民真正的生活感受与需要。同理，其他一些在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之间的争议实际上也体现为这种视角或立场的差异。考虑到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就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而言，晾晒被褥是自然而然的。据我们观察，这种行为在南方和D社区所在市区的很多城市居民楼也随处可见。小区内的理发店和小型超市非常方便社区内中老年人日常生活，但从国家的视角出发，视觉的有序与整洁等同于理性的功能秩序本身。因此，晾晒被褥和社区内的小商店就可能成了有碍观瞻的不文明现象，会造成视觉上的混乱无序，不便于控制和管理。相对而言，似乎只有视觉上的清晰有序才会造成功能上的协调和效率，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生活秩序。社区工作者需要从真正的生活秩序角度重新看待社区内的争议，而不是仅仅从“看起来很美”的“视觉美学”来理解与评价社区生活。

　　当然，除了这种简单化视角具有的局限性之外，不能忽视的是，在这种管理和控制思维之中也包含着一种“改善”的逻辑[15]（p.298）。从社会控制和管理角度出发，未经控制的自然与社会是复杂和纷乱无序的，就应该对其进行改造以及代之以更美好、更完善的状态。因此，在很多现代大型社会工程中，确实包含着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意图。社区管理者倾向于认为，居民傳统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进入城市后必须快速被抛弃，转向一种文明的、先进的城市文化。言谈之中，他们通常用“不文明”“落后”“胡搅蛮缠”“需要教育”等词语形容这些居民，并且希望研究者能够告诉他们，怎么让这些原来的农村居民快速转变为城市市民。

　　线性进化论立场和简单化视角都倾向于贬低地方性和传统，期望通过一系列改造或教育实现一种进步的未来。这使得社区管理精英忽视村改居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地方性及其合理性，将之视为“落后的”和“有待改善的”。尽管社区工作者确实为居民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服务，但这种服务是基于一种“改善”的逻辑和不平等的关系。居民是被教育和需要被改造或被启蒙的对象，而社区工作者则是教育者、管理者和启蒙者。他们倾向于忽视居民的传统、习俗和集体记忆的意义以及这种巨变所要经历的痛苦与适应变化所需要的时间。社区管理者缺乏对这种转变的同情和认识。由农村快速转化为城市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体制的变化。生存空间的彻底变化、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关系及其规则的变化等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失落、迷茫和焦虑[16]以及一系列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问题化表现，如生活成本的增加、邻里交往的阻隔、社会网络的中断等[17]。社区管理者不能仅仅从一个城市管理者和局外人的角度无视这种现实，必须意识到压缩的时空、被切断的社区记忆和快速变迁中意义系统的崩溃造成了居民社区认同的危机[18]。

　　虽然村改居居民城市性的形成需要抛弃原有生活方式中的一些内容，但是管理者应该考虑到某些传统的合理性与价值。从乡土社会转向城市社区并不是要否定和抛弃一切传统和文化。社区管理者应该认识到，城市化并不是一个“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的社会变迁，而是一个中国本土乃至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以及村改居社区发展不是完全否定和消灭农村和农民的文化、生活方式、集体记忆以及社会关系。相反，村改居社区的治理需要平衡权治逻辑下的纪律原则、法治逻辑下的契约原则和礼治逻辑下的礼俗原则，只有当三者实现价值统一又能分工合作时，才可能实现共同体的转型[19]。因此，不应该简单地抛弃礼俗这一“默会的传统”，而应该在尊重居民生活习惯、避免将所谓的正确生活方式强加于居民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将其纳入城市性与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

　　总体上，D社区不像大多数村改居社区那样，表现为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的短缺，相反他们在社区环境建设和社区服务方面表现得很出色。居民也对居委会的社区服务给予了相当的认可，并没有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但是，社区管理者持有的简单化视角和线性进化论立场使其难以充分理解居民的生活需要和情感的复杂性。由于社区工作者没有意识到村改居巨变的适应和代价问题，没有意识到村改居社区人口结构的复杂性，没有将外来人口纳入社区建设视野，这些思维局限使得社区工作者停留在提供服务的基本层面，把自己视为教育者而非推动社区认同形成的力量。结合D社区的情况，我们试图强调村改居社区的治理应该摆脱将乡村传统和文化视为结构性约束的僵化立场，转向一种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两重性视角，思考如何将其视为促进新型城市社区形成的资源或条件。概而言之，在新的社区治理阶段不应该偏重于期望居民完全背离传统、习俗和社区历史，适应所谓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不应该将其视为束缚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约束性结构，而是应该将其作为可以动员的结构性资源或条件，着重于如何基于地方性资源来锻造新的城市社区文化、打造社区认同。

　　村改居社区物理环境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很容易使我们忽视这种生活的巨大转型过程中社区认同的衰落[20]，进一步的村改居社区的建设需要充分关注对社区认同的培育。而“形成共同的社区记忆，构建共同的文化语境，培育有独特气质的社区文化，将是形成社区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16]。村改居社区的建设并不是简单地消除农民和地方传统文化的过程，不应该只是把“村改居”视为一种具有“过渡性”[21][22]的社区，也不仅仅是努力在其中增进“城市特质”[23]的问题，相反应该从文化多样性和城市社区本土化立场出发，重新思考如何构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中国城市社区文化。

　　在这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对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村改居社区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也不同于成熟的城市社区，可能确实面临着文化的转型，具有文化的多样性和冲突性[21]。但是，这种文化转型不能被简单看作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因此应该警惕这种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文化中心主义”[24]。目前关于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研究似乎有一种潜在的理论假设，也就是以现代和城市为进步的方向来理解与发展农村，无论是体制还是观念都形成一种“城市—乡村”二元对立逻辑[17]。这种单一现代性的视角实际上仍然持有线性进步的观念，最终会破坏传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造成一种“无根的文化”[17]。我们应该意识到，村落共同体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资源，具有现代价值。这种村落共同体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由共同体内部的公民乡谊发展出共同体之间的友善，共同维护核心共享价值与制度，并避免形成社会组织间的宗派争斗”，能够“与一个好的公民社会形成良好联结，并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制度保持一致”[25]。

　　因此，原有村庄的“共同体关联”成为村改居社区建设的推动力，其制度建构“应该是现代制度与传统惯习的有机结合”。如此一来，这些共同体的资源可以有助于促进社区记忆的重建和社区认同的生成[18]。如果我們能够转变这种对单一现代性和线性进化论的理解，村改居的转型就提供了一个社区文化创新的良好机会。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来保留和运用传统文化的要素，传承集体记忆以塑造新的社区认同。例如，这种新社区的营造和认同的培育可以从本地乡土传统中寻找文化元素。D社区所在地被称为戏曲之乡，当地居民多喜欢沪戏，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鼓励居民自发成立兴趣小组，并通过小组内部活动和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的兴趣团体的比赛和联谊活动提升居民协商和动员能力，促进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关键之处在于，必须由居民自组织实现集体动员和赋权。在初期，居委会和社会组织可以提供资源并承担部分协调工作，由社区居民自己立项，内部协商组织，社区居委会出资金和场地，形成“居民出想法，部门出资源”的长期合作关系。社区居民的自组织经历和过程会提升社区文化活动的可持续性，减少仅仅由居委会制定计划、组织，而居民只是服从计划、接受命令的运动式和计划式社区活动。

　　要想改变社区治理理念，社区管理者必须摆脱单纯的“管”和“官”的角色，把自己变成一个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协调者，促进社区自组织治理。D社区试图将专业社会工作引入社区服务，但不应仅止于此。进一步的工作应该是，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引入社区治理，通过培育社区自组织能力，保证社区居民变成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同时，使得社区居民也逐渐变为服务的生产者。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成为社区治理的共同参与者，真正做到社区组织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经过这种理念转型，才能实现社区建设与社区培育从“为人民规划”到“与人民共同规划”再到“由人民规划”的转变[26]。

　　村改居社区居委会作为公益型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应做好整体的规划，为社区居民服务，并鼓励社区居民开展互助性服务。村改居社区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条件，原来的行政村拥有传统的宗族关系，居民间相互关系非常密切，其内部是一种熟人社会。因此，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原有乡村历史积淀下的社会资本范畴的资源，如熟悉、信任、乡规民约和非正式的权威等[12]。借助于这种原居民间的熟悉度和社会网络，培育社区志愿团体，传承并巩固村社原有的互助规范和习惯，通过整合社区自身资源提升居民的自组织意识与能力，进一步增加社区居民的横向参与网络，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社区居民就不仅仅是社区服务的接受者，更成为社区服务的生产者，可以在“自助”的同时“助人”。当社区自组织能力和自我服务与动员能力提高时，社区参与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等帕特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将会形成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提高社区组织运行与合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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