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叹！文化桂林：桂林将有一大批的文物标志涌现有些老桂林人都不知道！

　　而从更长远的时间角度来看，桂林拥有更加厚重的历史文化，值得深入挖掘与保护。在“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过程中，桂林制定了《桂林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建设桂林文化标识的构想。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研究抗战文化多年。他说：“抗战时期的桂林，真正成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前沿。”

　　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新桂系相对宽松的环境，使桂林在广州、武汉沦陷后，聚集了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沿海等地的大批文化人，仅知名文化人士就达1000多人，茅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徐悲鸿等比较著名的作家、戏剧家、学者等多达200多人。“文人荟萃、文化繁荣”，让桂林成为国统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影响全中国、震动世界。

　　在那段不算太长的时光里，桂林在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社会科学等方面都蓬勃地发展。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西南以至全国的精神食粮，三分之二由此供应也没问题。”

　　文丰义透露，桂林共有抗战历史文化遗址、遗迹160多处，其中还有遗存的111处。他说：“这些抗日遗产主要分布在桂林市区、郊外，以及阳朔、临桂、灵川三县区。”其余各县，比较重要的抗日遗存还有荔浦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荔浦义敢村)、平乐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平乐二塘镇)等。

　　然而，除了少量抗战名人故居和抗战遗址得以保存外，大部分抗战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名人曾经生活的住宅、重要的文化机构驻地建筑逐渐消失，桂林原有的厚重抗战文化难以得到很好的体现。

　　桂林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广西师范大学、市文化文物行政部门的专家团队，通过多次实地调查踏勘，精选了21处曾经在桂林有重要影响的抗战文化遗址，反复征求和讨论文字说明和设计方案，最终形成了第一批文化标识设计方案。

　　至2015年底，已建成抗战文化标识19处(其中文化名人住地标识8处，重要文化团体地标9处，重要军事设施地标2处)。

　　通过这些标识，人们可以寻找到何香凝、茅盾、田汉、欧阳予倩等一大批名人在桂林期间住所的旧址，也能在身边发现叶挺被囚处、《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广西省立国防艺术社旧址等重要的文化机构旧址。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骝马山抗日碉堡等重要军事机构旧址或设施遗址标识的设立，会让大家仿佛身处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第一批文化标识以城市雕塑艺术作为表现形式，将形式设计与文字宣传很好地融合，力图通过不同的材料组合、不同的艺术造型，体现出桂林抗战文化元素。这些雕塑既是一个个精致的城市小景，同时又是一座座宣传介绍桂林抗战文化的丰碑，犹如一个个文化地标，彰显着桂林抗战文化名城的荣光。

　　2016年4月21日下午，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二批历史文化标识名单筛选讨论会，组织我市部分历史文化专家就选题、设计形式和初步选址进行筛选讨论。

　　参会专家从选题的影响力、可呈现性和实地可建设性等方面出发，按照数量服从质量的原则，从47处备选名单中，初步选择了11处作为第二批历史文化标识建设内容。它们是：颜延之像(王府独秀峰读书岩前)，李靖像(逍遥楼前)，赵观文像(秀峰区飞鸾村村口)，范成大、方信孺群像(象山景区云峰寺旁竹林)，张栻与宣成书院(桂林中学大门附近)，陈继昌等桂林清代状元榜眼群像(王府贡院前)，康有为像(叠彩山风洞口南面平台)，李宗瀚与拓园(阳桥小广场，榕湖畔)，蔡锷与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松坡中学)，抗战时期茅盾、邵荃麟等在桂林旧居遗址(秀峰区丽君路)，抗战时期欧阳予倩、田汉等群像(省立艺术馆前)。

　　为了加快这些文化标识的建设，桂林成立了历史文化标识建设协调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任组长，文化、文物、规划、财政、、住建、城区等部门共同参与，就项目的选点、招投标、投资评审、建设、管理等问题，定期与不定期地召开会议进行沟通协调，提高项目推进效率。

　　市区历史文化标识建设资金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筹措。一是先由企业捐建，将捐建单位在标识上注明，二是企业捐建后，如仍有缺口，则专题申请财政解决。

　　2017年6月，李靖、蔡锷与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清代桂林四状元3个雕塑实地安装完成。目前，第二批文化标识的建设工作开展顺利，已接近收尾。我市把文化标识的放置与城区特色街区改造工作结合，既增添了特色街区文化亮点，同时也促进了历史文化宣传保护。而第三批历史文化标识———文化景观群雕工作也已经启动。在第一次专家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已经就群雕的形式、题材和安置地点进行了初步探讨。

　　桂林许多抗战遗产资源都在主要景区和旅游线上，然而，相对于红色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它们所得到的挖掘、开发、利用则远远不够，红色旅游转化为经济效益也还相对迟缓。学界的各位专家对文化内涵的深度开发，始终怀着很大的期待，他们认为假如桂林能够通过重新规划旅游线路，将桂林的山水旅游与红色旅游结合，在原有的旅游线路中增加桂林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内涵，或者培育出更多的红色旅游景区，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桂林旅游的文化品位，还能弥补外地游客只知桂林山水、不知桂林文化的缺憾。

　　如今，位于旅游线路上、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抗战旧址遗址，都在逐步完善相应的陈列展示内容，并对游客开放。把重要指挥机构、文化机构进行开发利用，使其能够服务于桂林旅游与文化宣传，才能彰显其历史价值。近年来，一些重要抗战历史遗迹也偶有新发现。对于它们，也要进行分类列保，加大修缮和保护力度。树立文化标识、文字说明碑，也是让后人和外地游客更好地了解桂林抗战和桂林抗战文化的好办法。

　　在建设文化标识的同时，我市还着力抓好重点文物遗址的修缮工作。按照“成熟一个、修缮一个、开放一个”的原则多方筹集资金，桂林名人故居保护利用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社会效益。目前，李济深故居完成维修和陈列布展工作，正式向游客免费开放;黄旭初故居(机关大院)维修工程一期、二期已完成，三期正在抓紧推进实施;白崇禧故居保护性维修已经完成，通过工程验收，即将进入展陈施工阶段;《救亡日报》旧址的复原陈列展览完成并正式对外开放。如今，全市12处名人故居已完成修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