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潜伏：个别变节 结局2016年3月30日余则成的后半生

此后，国民颁布了《惩治叛乱条例》和《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赋予情治系统以加大对涉共嫌疑者的和打击的借口，众多仅左翼倾向的学生、知识也牵涉其中，致使1950年代岛内相继有9万人，4千余人遭，酿成了一个整肃扩大化的“”时期。

老先生肃立江边，声音里掩不住颤抖：“当时从监所的视窗可以望到这里，一无人的江滩，除了惊鸟怪叫就是枪声，我每天在里面记数，一个月不到，就听见了五十几响”

此次由总部联络处筹措的工程，也是首次敞露这一湮灭了六十多年的往事。这段历史，此前长期在民间着丰澹的想象，被看作是谍战片《潜伏》的后续版，好奇者甚至一意要从纪念广场“吴石”塑像里认出《潜伏》男主角余则成的轮廓。只是，其结局情状之比戏剧化的《潜伏》有过之无不及。

若非4月10日得了“组织”上提供的一张基隆到上海的三等船票，他自知也将和大多滞留岛内同仁一样，难于幸免。

后半辈子在度过的，每年回乡探亲，都习惯于居住在台北郊外的内湖，那里他曾度过了“二二八”以后在山间躲藏的日子。如今不见故人音容，只落得他孤身独吊山影，他那敛藏在墨镜后的眼里，是迟迟不见光的悠久心绪，“只有到两岸都能充分公布这部分历史的时候，我的这些老战友，才能瞑目。”

在海峡对岸一度被夸示的“剿匪功勋”，在却是长期湮没无闻，当事人的恩怨缠结，也因背负着“失败”之名而鲜有善终。直到去年底“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落成，使得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国共两党对峙的局面下，人在台潜伏活动的历史，浮出冰山一角。

记者_黄修毅 许智博 台北、报道 图片提供_秦风老照片馆

1952年，。照片为调查局所摄，内容是员下山后所受的正面待遇，这些照片刊登于，目的是仍藏身于山区的党人斗志。

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鲜有的在“隐蔽的战线”上的沉痛，也阴差阳错地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西山的铭文可资印证：“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被1100余人。”

半个多世纪后，像这样的当事人也很难对于当年繁复的组织架构，给予清晰的复盘。他涉事其中的“爱国青年会”一案，另两人林如堉、李薰山的缘由，也只能停留于渺远的猜测，“当时正是组织在台疾速发展的时期，可能是一名刘姓印刷工人经手的，把我们的秘密泄露给了军统。”

“安全局”《历年办理匪案丛编》载，1948年10月“侦破之匪外围组织爱国青年会（新同志会）一案，所获得之线索，运用关系深入侦查扩大破案”。此案勾连出的《报》案，成为日后在台组织“相因相循，被完全摧毁”（据《中央日报》1950年5月4日报道）的序幕。

1949年“四六”事件（1949年4月6日，当天共有100多名学生遭，其中有7名学生后枪决，此事件后部分学生纷纷出走中国，一般被认为1950年代的滥觞）后，“”的名字即上了法院的名单，他的身影从此在亲友面前消失；而名单上另外几个名字，再见到时，竟大多化为在墓碑上的铭文。

待到1940年代后期，国共在的胜负形势已然见出分晓之时，陆续复苏和潜伏入台活动的人又受困于老台共的历史或对此的，尚处农业化社会的经验难以直接套用于日据时期已进入工业化的社会。在“保密局”档案中载定：台共与中央组织缺乏直接联系、与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在工农群众中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此次由总部联络处筹措的工程，也是首次敞露这一湮灭了六十多年的往事；这段说不清、理还乱的历史，此前长期在民间着丰澹的想象，甚至一度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也被视为以“对台工作特工”为创作原型。

据“国安局”解密文件，蔡孝乾在1947年初、1948年6月和1949年4月三次向中央报告，岛内的组织已从最初的70余人发展壮大至400人、1300人。而随着1950年代初形势的风云突变，台共及者向自首人数，分别达到了570人与629人（据“保安司令部” 1951年3月及“”总部1952年1月的两次报告）。

在已世居七代的家，祖上从福建晋江移民岛上，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已在台北市里开出一家“瑞发”布号，过上了殷实的生活。家里人怎么也想不到，在法商学院（后改制为台律系）读书的长子，1949年的一别之后，竟有近半个世纪未曾踏上故土。

此地如今已修成一条沿江步道，铅灰色的淡水支流新店溪绕行过台北城南。一处七八米高、坑径十多米的坟丘荒草芜生，突兀在暮色四合的城市夜景中。昔日这里曾是用来犯的著名刑场，冢边立于2000年的“马场町纪念公园”碑文，模糊地提到“千万个在的英魂”。

在公开的历史记述中，能找到在1949年7月发表的讲话，“我们必须准备攻占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足见对台潜伏工作，曾被赋予极高的战略地位。而直到1950年5月，美中央情报局还曾对国民重申，“可能在年底以前夺取”。

早在1946年蔡孝乾被派遣回台领导组织之前，的主义运动即已在、日共的交互影响下断断续续存在了近二十年，用老台共苏新的话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主义在的出现“是个”，“说它是日共的一个支部，不像；说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像；说它是的一部分，又没有组织关系，也不像。”

此次镌刻在西山上的846个名字，经《南都周刊》记者核实，有189个与六张犁公墓（1993年在台北市郊被发现，乱葬有大量时期被者的骨灰）的遇难者名单重合。其中不乏如“二二八”前后著名的“基隆中学案”中涉案的台籍员钟浩东等人，他们于1946年“省工委”在台建立后方加入组织，严格说来，并非碑铭上所指称的“派遣干部”。

因为组织工作需要，地下工作者生前大多几经改名易姓，且生前极少留下影像资料。据历史作家蓝博洲考证，比如当时的武装部长忠就曾用过“张梗”、“老吴”等多个名字，而他抗战期间在冀南从事“敌工工作”又曾化名“张光熙”。这也给二十年前，开始清点“二二八”及“”时期者名单时，造成了很大困惑。

面目模糊

当年以学生身份在台被吸收入的，在“二二八”（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遭的，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前后以“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委员会筹委之名秘密发动师友、参与台北的武装斗争，事败后多遭。“最惨的是那些加入忠义服务队在台北维持治安的学生，一周之内就被集体了。”说。

初春的西山，风劲草长，援山而建的“无名英雄”掩映在松柏丛中，突入眼帘的是四尊人像雕塑，他们被一一辨认为“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塑像”。带着好奇神色的瞻仰者，甚至一意要从“吴石”塑像里认出《潜伏》男主角余则成的轮廓。

此后朝鲜战场形势的突变，扭转了历史的。部署在沿海的解放军三野三十七万大军掉头往中朝边境进发；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1950年初，潜伏在台准备“接应解放军攻占”的地下组织，在岛内遭性打击。

十八岁的回台探亲，执意拉着老伴到马场町走一走。当地人提到“马场町”三字难免蹙眉：那里风水不好。

这起在海峡对岸一度被夸示的“剿匪功勋”，在却是长期湮没无闻，当事人的恩怨缠结，也因背负着“失败”之名而鲜有善终。直到去年底“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落成，使得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国共两党对峙的局面下，人在台潜伏活动的历史，浮出冰山一角。

潜伏为何失败告终？个别的“变节”，是否是1950年代在岛内工作陷于瘫痪的主因？我们记者走访了当事者以及研究部门，试图厘清这段说不清、理还乱的历史。

个别的“变节”，是否是1950年代在岛内工作陷于瘫痪的主因？民间书写“二二八”历史第一人、持同人立场的蓝博洲即称，“把地下党的失败推诿给一个人，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而台共创始人谢雪红的研究者、担任过宣传部长的陈芳明则认为，“此举过分简化了在岛内发展受阻的障碍”。

“1949年，要不是组织我们撤离，我十有就要在这块地方扎根了。”老先生顿了顿手中的拐杖，突然狠劲地敲打地面。

“隐蔽战线”的

时至今日，当年岛内形势的瞬息起落和整个组织连遭破获，仍被归结为个别的“变节”。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就曾发文称，“除了组织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之外蔡孝乾导致工委下属组织全部”。

有些仅是同情人的左倾学生和知识，在“”的整肃扩大化时期也遭冤案枪决，在被列入遇难者名单，并铭刻于绿岛，也不乏被一并收入西山的烈士铭文。

“蔡孝乾”这个名字因而也成为耻辱的记号，被排除在西山的追认之外。这位当时在岛内的最高领导人，早在1920年代初期即在上海组织了青年的主义性质小组，直到1946年奉派回台前，他屡任江西苏维埃、八军敌工部部长等职，曾是地位最高的台籍干部。

西山的铭文印证：“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被1100余人。”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鲜有的在“隐蔽的战线”上的沉痛，也阴差阳错地了岛内的一段“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