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冷思考

　　今天，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现代产业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在国际竞争中早已走向前台。某种产品令人进行文化想象的空间越大，它的“文化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

　　从宏大的层面来讲，我国的文化战略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发展的意图，树立另一个和西方相抗衡的主流文化，参与塑造一个更为公平、和谐的东西方文化秩序。然而，这些“宏大”只有通过基于人性、普世价值基础上的“精微”才能真正实现出来

　　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意义，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党的报告中也强调“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冷静思考一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华文化其实一直是走向世界的，但期间国人的文化心态却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屈辱到自信的“五味”过程。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破坏与掠夺、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对敦煌看守者的诱骗等等，都使大量中华文物流失到海外，这不也是一种“走向世界”吗？其后经历了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甚至文化，总体上是西方的各种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涌入中国，有的热闹一阵归于平静，有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的则固化为意识形态。“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曾经，易中天先生用这样一段颇有意味的歌词来形容我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确，在生活方式上我们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小，然而这种单方面的改变又或多或少有些“花自飘零水自流”的无奈！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种文化自信的背后寄托了几代国人的梦想，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更加理性的思考。

　　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所谓文化价值就是要让世界认识中国。历史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和解读往往呈现出两极化的倾向：要么偏于理想化，要么偏于妖魔化。伏尔泰和歌德等西方著名学者都曾盛赞过中国文化，其中一个极致的例子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沃尔夫，他曾惊叹道：“古代中国人的胡子、眼睛、鼻子、耳朵甚至他们思辨的方式都与我们不同。”此人于1721年，在德国哈勒大学作了一篇盛赞中国哲学的报告，触怒了哈勒的神学家，几乎招来杀身之祸。

　　而通过西方思想界的两位巨人康德和黑格尔，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副“中国形象”。在18世纪90年代流传下来的康德口授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无论什么都吃，甚至狗、猫、蛇等等。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他们往鸡嗉囊里填沙子。一头死猪如果分重量，可以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价钱，因此，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捡回来。”而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秘奇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我们无法穿越历史，去了解两位思想巨人何以形成这样一种糟糕印象，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被误读的历史由来已久。

　　今天，国际受众在关注着中国，他们的目光首先是集中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人当前的观念心态、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而我国目前的国际文化传播却表现出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世界对中国的总体印象还是停留在五千年文化、长城、故宫、京剧、武术、变脸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中国在国际受众心目中的文化形象成了一个“智慧而苍老的老人”。由此渐渐地，中华文化也就被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了。

　　所以，我们怎样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我们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怎样正确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果我们不主动把中国文化输出去，不主动将突出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以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式来持平，别国就会认为中国非常危险。就如我们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彪形大汉，尽管他口口声声宣扬自己与人为善，但我们更愿意相信他的内在品行，观察他的精神修养如何。而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它是一个民族呈现于外的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貌！

　　放眼国外，我们发现美国好莱坞的经典电影除了具有精彩的故事情节和精良的制作外，都十分注重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和表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美国式的英雄主义和伦理道德。我们的东方邻国韩国，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也是高度重视，在上世纪末即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伴随着席卷亚洲的滚滚“韩流”，在国际上成功塑造了乐观平和、坚韧不拔、讲求伦理道德的国家形象。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先是经历了“军事立国”、“经济立国”，并于20世纪80年始又确立了“文化立国”。

　　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今天，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现代产业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独立的贸易形态，在国际竞争中早已走向前台。某种产品令人进行文化想象的空间越大，它的“文化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法国红酒之所以享誉全球，是因为它能让人唤起很多和爱情有关的意象：浪漫之都的美丽邂逅、神秘庄园的缠绵悱恻、古老城堡的甜蜜约会等等。所以说“买卖做出文化品位才是高手”，这在今天早已成为共识。

　　我国是一个文化遗产大国，但又是一个文化产业发展的小国，更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小国。例如，多年来在音像、图书等版权贸易中，我们这个文化大国一直没有摆脱“文化赤字”的尴尬境地。特别是近年来，国际文化资本进入我国，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将我国的文化遗产变成国际文化资本的资源。他们对中国文化元素经过加工，使其披上西方制作的外衣，被重新销到我国来占领我们的文化市场。

　　走向世界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毋庸讳言，冷战结束以来，文化领域已成为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美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无一例外”。好莱坞在全球的传播和营销，是为美国国家战略、国家利益服务的。“讲人类的故事”，把美国精神和美国价值观塑造成“普世价值”并在全球传播，是美国既定的战略和策略，也是电影的独特优势。那些由美国人讲述给自己或者全世界听的故事，都是在巧妙的叙述角度、人物角色定位、娱乐形式的包装下，根植于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

　　所以，所谓“润物细无声”，就是要通过味觉、听觉、视觉等改变文化认同。因为，任何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都是对人身体的“延伸”和感觉的满足，例如，汽车“延伸”了人的腿，手机“延伸”了人的耳，射电望远镜“延伸”了人的眼睛等等；同样，摇滚是对人听觉的满足，好莱坞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视觉的满足，肯德基是对人味觉的满足等等。而所有这些“延伸”和满足都遵循着“自由、快乐”的原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价值。据调查显示，以往我们“送文化”上门的做法，往往会被西方社会认为是在搞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遭到。相反如果改为做文化及其有文化元素的生意，按照价值规律运作，对方就不会产生抵触心理。从宏大的层面来讲，我国的文化战略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发展的意图，树立另一个和西方相抗衡的主流文化，参与塑造一个更为公平、和谐的东西方文化秩序。然而，这些“宏大”只有通过基于人性、普世价值基础上的“精微”才能真正实现出来！

　　依照市场规律来说，首先要“人无我有”，满足西方世界的好奇、猎奇心理。这些年，我们输出的大多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遗产，满足的就是西方的这样一种心理。余秋雨先生曾经说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要“四座桥”，其中前两座桥就是在这个层面而言的。第一座是“古典学理”之桥。他认为，翻开世界哲学史，老子、孔孟都被排在最前面，世界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一直抱仰望的态度。所以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我国正在把中华经典翻译、推介给国外，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立，针对的都是这样一种心理。第二座是“世俗民艺”之桥。作为老百姓了解中国文化要另辟蹊径，主要通过陶瓷、丝绸，节日的龙舟、舞狮、爆竹及餐饮，中国功夫等，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最普及的了解。但余秋雨先生也指出，已经深深浸入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国人，则觉得这种理解是很表面的，外国人看到的并不是中华文化最精髓、最本质的部分。

　　其次要“人有我优”，用中华文化感动世界。正如泰戈尔的诗歌感动了世界，让人们揭开了印度的神秘面纱，走进了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川端康成的笔触感动了世界，让人们改变了二战后对日本的不良印象。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种感动世界的文化，这就是余秋雨所说的“第四座桥”，“这一座桥就像人们通过歌德、贝多芬了解德国，通过雨果、罗丹了解法国、通过海明威了解美国一样。我们也需要能够传达我们文化的最精致的部位，又能感动世界其他民族的这种文学艺术作品”。这座桥虽然到今天还没能真正搭建起来，但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就产生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因而就具有了这样一种“桥”的意义。莫言以极具“张力”的文字，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从文学的审美角度，塑造了一片神秘土地上的一群人们。然而从“桥”的意义而言，我们不仅希望莫言们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文学的审美价值，更要具有现实的审美价值，向世界传递一种来自中国的正能量。

　　最后是“独树一帜”，满足国际受众的崇拜心理，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一直是近代以来国人的隐秘梦想，只不过到今天变得更加急迫和理直气壮而已！所谓“独树一帜”就是要给世界提供一种新思维，新的文化模式。这种雍容自信的气魄我们透过盛唐的文化交流能够感受到。它不是把组合当创新，对传统文化资源像堆积木一样重新排列组合，也不是一个古今中西文化拼成的“百衲衣”，而是真正体现了“偷不来、学不去、拆不开、带不走”的时代原型。这种文化原型自成一体，既有自我提升的能力，又有兼容并蓄的能力。然而，在近些年的“传统文化热”中，我们不自觉会陷入盲目乐观中，好像传统文化是医治百病的良药，读懂得了《论语》，我们就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了。

　　要知己知彼，进行准确的文化心理定位。2007年，北京《新京报》就“赵本山的小品为何在美国遭受挫折”作了报道和评论，大意是说经常模仿傻子、瞎子、瘸子的东北小品在国内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但在美国演出时却饱受非议，原因就在于，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可以像马克·吐温那样拿权势人物、有钱人“开涮”，但却不能拿弱势群体“开心”。读完后我们在深思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东西方文化心理的差异性。据说舞台剧《功夫传奇》刚在国外演出时也并不受欢迎，我们的武术文化被解读为暴力文化，后来请国外的专家就内容和编排作了调整后，才在国外获得极大成功。所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地考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

　　政府既要“有为”又要“无为”。所谓“有为”简单说就是要造好“文化出海”的“大船”，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所谓“无为”就是要弱化官方的意识形态评判标准，突出民间的力量，由受众说了算。最近几年我们在主流的文化宣传中，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个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正如没有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传播，莫言的作品就不会被欧洲人接受，更不会与诺贝尔奖结缘。所以，我们在传播表达中国文化、精神的意象时，一定要选择好媒介，关注文化交流的民间性和普适性，切莫陷入一厢情愿的孤芳自赏。

　　要化腐朽为神奇，进行一流的文化创意。文化创意虽然从表面上说，是综合使用各种文化元素，让传统文化的精神得以“灵魂附体”，获得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但其深处仍然是文化创新的问题。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中西合璧，再造中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充分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同志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说文化创新一直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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