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与百年南开｜校父严范孙先生

　　严范孙，名修，字范孙，直隶天津（今天津）人。严范孙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诗人、书法家。94年前的今天，严先生在津逝世，《大公报》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哀叹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谓其“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近现代文化名人均对严先生有高度评价。

　　生活在近历史巨变、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新旧、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严范孙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曾说：“西学虽极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寔。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于此。”又说：“新学与旧学，交攻如对垒。我思不必然，实事但求是。”严范孙先生志在改良社会而致力于改革教育、广开民智，同时又坚定文化自信、为传承中华文脉不遗余力。

　　在教育事业领域，严范孙先生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者之一，他推动变革千年科举、兴办新式学校、为新教育建章立制，可谓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驱。而南开则是严范孙先生践行其教育改革思想的一个聚焦点。他从众人中发现张伯苓先生并引为创办新式教育的志同道合者，携手创办了彼时体系完备、至今愈加枝繁叶茂的南开系列学校。严先生逝世后，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其追悼会上满怀深情地追念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在文化事业方面，严范孙先生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并作出巨大贡献。作为近代天津诗坛的代表人物，他与王守恂、赵元礼并称“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他终生临池不辍，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天津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地方志修纂的推动者、古典戏曲传承的支持者和戏剧改革的力行者。他晚年倡组城南诗社、崇化学会，凝聚了天津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文人群体，培养了一大批研习传统文化的人才，让文化传统不为时代之变革所淹没、让中华文脉得到赓续而生生不息。

　　今天，“文化名人与百年南开”栏目刊发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已故教授来新夏先生撰写的文章《应该怎样评价严修》（原载2010月4月16日《南开大学报》），以及严先生手迹、有关严先生的照片等珍贵资料，读者由此或可管窥先生风范之一斑。

　　我从1950年到南开任教，至今足足60年，对于南开大学的创建及发展历史，道听途说地略知梗概。南开大学的创建与严修和张伯苓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办学理念与躬行实践的功绩，至少说已是难分轩轾。但随着岁月的迁延，张似更为人们所关注。凡南开学人都知道张伯苓的大概，而于严修则知之甚少，我曾在校园中问过一些学子，知道张伯苓并能言其大略者为全部，而问及严修，则知之甚少，甚至有半数不知严修为何许人。我无意在严、张之间作任何比论，因为张伯苓在创建南开大学全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劳和贡献，有口皆碑，毋庸赘言。只是对严修的首创之功及其人品，略陈愚见。

　　图为南开学校发祥地——严氏私塾严宅照。1904年，严范孙先生以家塾为基础，在家中设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南开中学堂。

　　严修是接受完整封建教育的一位知识分子。他顺利地走过科举道路而迈进仕途，曾官至学政、侍郎，应该说已是显宦的地位；但在“戊戌变法”影响和八国联军侵略的冲击下，思想发生转变，他树立起教育救国的思想，敝屣荣华，弃官归里，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902年，他为了解新式教育，第一次东渡日本，考察各类教育。回国后，就联合天津士绅在文庙东北隅创立私立第一小学，并在仓敖街上开校门出入，以与文庙区分，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所实行新式教育的小学校，管理、课程方面多借鉴日本，增设旧书塾从未有过的音乐、美术课，与旧式书塾迥然相异。1904年，严修再度赴日，作进一步考察观摩，多次到东京高师附小考察教学及幼稚园建设，回国后，即在第一小学设立幼稚园，同时又在严氏家馆基础上成立南开中学，推行新式教育。辛亥后，他谢绝一切公职的任命，一心探索和试验新式教育。1916年，他与在他家任家庭教师的张伯苓合作，试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效果不够理想。于是二人于1918年又先后赴美，考察教育。返国后，即不辞辛苦地分头奔走，筹款约人，终于在1919年9月25日建成私立南开大学，完成了严氏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少年教育和幼儿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写下了耀眼的一笔。无怪在他离世后，天津《大公报》在社评中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给予严修极公正的高度评价。

　　严范孙先生曾为南开学校题写“容止格言”，悬于校门内左壁大镜之上，并写入早期的《南开学校章程》中，至今仍影响着南开学子的言行举止。

　　严修不仅仅局限于办教育一端，还积极关注和参与社会公共事业。1919年，他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不顾体弱多病和丧子之痛，毅然决然，与张伯苓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主动捐资赠书，并敦促他的亲家卢木斋捐资，建造南开大学图书馆。他曾向天津图书馆的前身直隶图书馆一次性地捐赠家藏珍籍1200余部50000余卷，奠定了馆藏基础。每逢荒年灾岁，不仅在家舍粥，还筹款救灾，稳定社会。他对公益事业能慷慨疏财，但持己却甚严。在旅欧时，袁世凯曾致函严修可以动用其诸子在欧学费之款项，作为旅欧费用，但严修表示，旅费早经拨付，袁氏子弟学费则妥为保存，专款专用，不随意动用。严修很关心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灾祸，他在日记中曾记下民初京保津兵乱说 “南阁前之火始熄”，“东方之火渐熄”，“北马路、估衣街皆被毁”等等情况，显示出他对战祸的忧虑。

　　严修善于以仁心发现人才，助人成才。他在开始注重新式教育时，就从众人中发现张伯苓，即视为办新式教育的主要助手和伙伴，与其偕赴国外考察，并同筹划办新式教育。他对张伯苓的教育实践活动给于非常的信任与支持。张伯苓在奔走建立南开大学时，主张以实用为科学重点，就有人恶意讥讽张伯苓是把科学从崇高地位拖到尘埃，“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严修面对这一情况，不为所动，依然全力支撑张伯苓继续办学，终于办成中外驰名的南开大学，培养出难以数计的栋梁之才，张伯苓也成为极有成就的大教育家，严修的这一贡献是无人能与比拟的。张伯苓在追悼严修的会上曾满怀深情地追念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张伯苓这一发自肺腑之言的评价，是对严、张的深厚友情及对严修历史地位的公正议论。其他如对青年时代周恩来不存偏见的礼遇和无私资助以及对亲友子弟的奖掖，多有专文论及，这里不再涉及。

　　严修不仅行可为世范，还留下极为珍贵的文献积存。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后人将他的一大批包括诗文集、日记、杂记、函札等在内的手稿，捐赠给了天津图书馆。其中日记部分，以其时间跨度较长，内容史料价值较高，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严修日记手稿原系线年），终于十八年（1929年），凡53年，其中有7年散佚付缺。作者使用的稿纸在版心下面刊有不同的书斋名称。有部分稿纸还印有栏目，是专用的日记用纸，如开始的《丙子日记》即印有反省类的“身过”、“心过”、“口过”，记事类的“晨起”、“午前”、“午后”、“灯下”等栏。《丁亥日记》比较简略，只有温、读、写、看四栏，可以按栏填写。其余大多是条格本。记事有繁有简，有删有改，全部日记都用墨笔小行写，其中《欧游日记》全部是恭楷，疑在旅欧途中忙乱，写得潦草，回国后，又整理重新书写，可见严修的书法风范。有用不同色笔将不同年代内容记写于一纸上，其文字内容，记录较详，特别是后期，多有连篇累牍的记述，也有少量关于天象物理的图画。各册以年份干支题名，或另标 《恒斋日记》《使黔日记》《东游日记》《欧游日记》等专名。这部长达50余年的个人日记，内容广泛丰富，以记严氏日常生活起居及社会活动为主，兼及当时一些重要大事。举凡严修早年的学习生活、功名仕进及公务处理，与中外人士的交往及函电往来，国内外游历见闻，读书札记，兴教办学的思想和实践以及欧美、日本等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均有所记。对研究严修生平思想，中国近代教育史，清末民初历史转型期的诸多变化，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今年是严修诞辰150年纪念，不禁令我这个在南开大学安身立命整整一甲子的南开人缅怀严修与张伯苓对近代新式教育所付出的艰辛，以及创建南开大学所作的极大贡献。他们有共同的功绩，又是相互推重的知己。只是常使我感到对严修的评论和研究，似略逊于张伯苓，因而总想选读一种比较完整的严传作进一步的了解。前几年偶然读到李冬君所著《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文化系年》。这是一位中年女史学博士采用编年体裁把严修一生梳理辨析得非常有条理有创见，读完以后，颇有所得，尤其至今仍在记忆的是那本书的一则题记。作者评价严修的一生说：

　　“他是一个学者，用一生来实验一个思想：将私塾改造为学校。用一生来‘会通’一条学理：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守住一个真谛：立国，自由；立人，忠孝仁义。”

　　我非常赞同这位女学者的卓识，我期望更多人在推崇张伯苓的同时，不要忽略严修对南开大学，对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完整体系的首创之功。鼓呼他，怀念他，尤其是南开人要虔诚地纪念和缅怀这位 “校父”——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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