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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有哪些抗战旧址桂林160多处遗址回放着抗战时期历史烟云

  桂林生活网讯(桂林晚报记者梁亮)太平路上有一处幽静的院落,乌黑的木门常年关着,院墙雪白。一棵大树立在门边四季苍翠,紧挨着它的是一个刻着“救亡日报旧址”字样的石碑。早在2005年前后,这里就传出过“有望成为红色旅游景点”的消息。

  一“望”多年,这个充满历史故事的院落一直被作为普通民宅使用着,虽历经多次整修却依然难敌岁月侵蚀。最近,院中的居民终于彻底迁出。一项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牵头进行的《救亡日报》旧址复原陈列,正在逐步落实中。

  今年3月底,我市在市内的名人旧居、历史遗迹、旧址上建成的第一批历史文化标识正式亮相。如今,从解放西路拐进太平路,一抬眼就能看到《救亡日报》旧址临街外墙上夏衍的铜质浮雕。

  推开虚掩的院门,记者进入已经收拾干净的小院中。地面上铺着落叶,院落南北两边的院墙下各摆放着几个盆栽。院子里有两栋建筑,一栋是木结构两层楼房,后一栋是砖木结构楼房。木板隔成的房间稳稳当当,所有木质结构都新刷了油漆,乌黑油亮,重新铺好的水泥地光洁干净。

  那么,在太平路这个面积仅300多平方米的小院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记者前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寻找答案。

  据专家介绍,《救亡日报》是一份由中国党直接领导的报纸,1937年8月21日在国统区创办,郭沫若任社长兼发行人,夏衍出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前夕,《救亡日报》南下迁至广州,并于1938年1月1日复刊。没多久,《救亡日报》又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由珠江经肇庆入西江,再由桂江逆漓江而上,艰难抵达桂林。

  《救亡日报》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还与《广西日报》、《扫荡报》一样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总编辑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作风严谨,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揭露汪伪叛国投敌和消极抗日、积极的行为。“皖南事变”后,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蒋介石授意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稿,干脆让《救亡日报》头版开了个大“天窗”。

  《救亡日报》在桂林办了两年一个月又十五天,至被当局查封前,日发行量已由最初的2000份猛增至8000份,在报纸、出版社、通讯社、期刊、印刷厂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被誉为宣传抗日的文化阵地。

  带着这些故事,记者重返《救亡日报》旧址,恰好在新落成的夏衍文化标识旁偶遇市民鲁先生。他在太平路上住了10多年:“知道这是一处历史建筑,但因为之前里面有住户,从没进去看过。”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桂林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不由感叹:“《救亡日报》只是桂林抗战历史的一个缩影。如果再不好好宣传,恐怕知道桂林是座抗战文化城的人将越来越少。”

  根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制作的《救亡日报》旧址复原陈列,那座小院将借助盆栽、宣传标语、生活用品等器物,重现原报社人员工作、生活的场景。夏衍、廖沫沙、周刚鸣、林林等《救亡日报》主要人员的办公室兼卧室,也将恢复原貌。在木质的墙壁上,还会挂满相关的历史照片,帮助人们了解过去的史实。除依照历史完成的复原陈列外,小院中可以利用的场地、空间也会设有辅助小展览。

  位于解放西路与榕荫路相接处,桂林市艺术馆无论外墙还是窗棂,处处都显示出浓郁的味道。这栋房子原名广西省立艺术馆,曾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震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演出的场所。后毁于战火,1947年在原址重建。剧场为砖木结构,系红砖砌成,现虽几经修缮,在外观上仍保持原貌。

  只要走进去,一眼就可以看到欧阳予倩的黑白照片。1938年5月,欧阳予倩应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之约到广西桂林,以传统戏曲为抗战服务。1940年3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欧阳予倩任馆长兼戏剧部主任,并兼任桂戏实验剧团团长和桂剧学校校长。1944年2月,欧阳予倩与田汉合作组织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开幕,历时90天,来自广西、广东、湖南等8省的千余名戏剧工作者参演,演出60多个剧目,观众达10万人次。

  在桂林市政府叠彩办公大院深处,有一幢看上去就很有历史的老建筑。木质的楼板,走上去总会发出特有的“咚咚”声。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日日在里面忙碌,前去办事的市民也很多,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栋建筑是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西南行营桂林办公厅。今年3月底,这里新建了抗战文化标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了初步彰显。

  比如,柳亚子夫妇在桂林期间居住过的破房子就消失于城市的建设中。当年,他们住在今天丽君路与丽中路交叉处,是桂林城中最大的一片贫民窟。房子漏雨漏风,但由于没有钱,柳亚子也只能“顺其自然”。尽管在桂林的生活相当窘迫,但柳亚子依然充分发挥才华,创作了近1000首抗日爱国诗篇。

  日前,桂林历史文化研究院完成了一项名为《记录历史瞬间:抗战时期的桂林影像》的课题。课题负责人、研究抗战文化多年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充满着感情:“抗战时期的桂林,真正成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前沿。”

  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新桂系相对宽松的环境,使桂林在广州、武汉沦陷后,聚集了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沿海等地的大批文化人,仅知名文化人士就达1000多人,矛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徐悲鸿等比较著名的作家、文学家、戏剧家、学者等多达200多人。“文人荟萃、文化繁荣”,让桂林成为国统区著名的战时抗战“文化城”,影响全中国、震动世界。

  在那段不算太长的时光里,桂林在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社会科学都蓬勃地发展。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西南以至全国的精神食粮,三分之二由此供应也没问题。”

  文丰义透露,桂林目前共有抗战历史文化遗址、遗迹160多处,其中还有遗存的为111处。他说:“这些抗日遗产主要分布在桂林市区、郊外,以及阳朔、临桂、灵川三县。”其余各县,现存比较重要的抗日遗存还有荔浦抗战阵亡烈士纪念碑(荔浦义敢村)、平乐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平乐二塘镇)等。

  如今,桂林城市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断改善,到桂林的游客逐年增多。然而,一种困扰却依然影响着桂林:外地游客只知桂林山水、不知桂林文化。

  桂林许多抗战遗产资源都在主要景区和旅游线上,特别是在桂林抗战遗产最具代表性的“八办”旧址周边,更是聚集了独秀峰、靖江王城、伏波山、叠彩山等市民、游客必游的景区。然而,相对于红色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它们所得到的挖掘、开发、利用则远远不够,红色旅游转化为经济效益也还相对迟缓。

  “假如,桂林能够通过重新规划旅游线路,将桂林的山水旅游与红色旅游结合,在原有的旅游线路中增加桂林抗战文化遗址遗迹内涵,或者培育出更多的红色旅游景区,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桂林旅游的文化品位,还能弥补外地游客只知桂林山水、不知桂林文化的缺憾。”学界的各位专家对抗战文化的深度开发,始终怀着很大的期待。

  文丰义觉得,对位于旅游线路上、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抗战旧址遗址,应完善相应的陈列展示内容,对游客开放,扩大宣传力度。李济深、黄旭初、白崇禧等名人的故居也要进行必要的陈列展示并对游客开放。“把重要指挥机构、文化机构进行开发利用,使其能够服务于桂林旅游与文化宣传,才能彰显其历史价值。”近年来,一些重要抗战历史遗址遗迹也偶有新发现。对于它们,也要进行分类列保,加大修缮和保护力度。树立文化标识、文字说明碑,也是让后人和外地游客,更好地了解桂林抗战和桂林文化抗战的好办法。

  “那么多文化名人在桂林生活、战斗过,他们的生活轶事、传奇经历鲜为人知。他们每一段经历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文丰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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